基督教在歐洲的衰落

白德培牧師（本院副教授）
譯者：賴全忠

幾年前，在隨一隊香港學生前往歐洲遊學時，我們路過柏林的一座教堂，它現在已變成一個為失業者提供休息和諮詢的場所。學生們的直接反應是：「這麼漂亮的教堂竟然空空如也，太可惜了。」的確，當中國基督徒談起歐洲或整個西方的基督教時，最常見的反應就是：「可悲的是，歐洲人竟然失落了信仰。」

在這類表達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裡面錯綜複雜的情緒和態度：首先是對基督教明顯的衰落感到由衷的傷感；接着是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歐洲人喪失信仰、特別是歐洲基督徒喪失福傳熱情的批評。然後是升起了一種天命感，認為上帝已經呼召「東方」接過福傳的接力棒，承擔起信仰領域中的全球領導權，就像發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類似情況一樣。甚至還會產生一種憂患意識，就是預感到歐洲發生的事也會降臨到香港。因為當地的基督教已經開始出現了所謂的「世俗化」跡象，甚至在過去的30年時間經歷了飛速發展的中國大陸的基督教，也無法倖免。

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所謂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這一課題。首先，我們要對這一宗教景觀的變動做一個簡短的敘述。接着，我們會介紹一些社會學和歷史學理論，它們對這一過程的原因和起源做了深入探討。最後，我們還將對這一發展給出自己的思考：我們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又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

邁向後基督教時代的歐洲

在歐洲，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踐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數正在減少。在位於鄉村或城市社區中心的大教堂裡，參加主日崇拜的典型會眾，是由一些白髮蒼蒼的老者組成的，他們那虛弱的聲音被淹沒在管風琴的轟鳴之中。世界基督教資料庫（WCD）的統計數字生動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劇衰落。在德國，基督徒人數已從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年的67.29%。而在英國，人數也從97.44%下降到69.40%。統計學家預測，到了2050年，這兩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將下降到58.79%和56.75%。現實甚至比這些數字更加糟糕：因為WCD的統計不是基於崇拜參加者的人數，而是基於教會成員的人數。更有甚者，許多人之所以要維持一個教會成員的身份，只是出於懷舊情結，或者是為了與一個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功能組織保持關係，或者是為了在舉行洗禮、婚禮和葬禮這些人生最重要的儀式時，能夠請到主持人。

但是，成員身份並不意味着參與。潘霍華說過一句著名的格言：「僅當教會是為他人而存在時，它才是教會。」（Bonhoeffer 1971: 382）但這句話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可悲的諷刺含意：教會的存在已經不是為了使其他人得益處了，而僅僅是為了讓他們（而不是讓「我」）有地方參加聚會而已。

實際上，英國教會早就發現，生活在主教教區的居民當中，只有4.3%的人參加了2014年的聖誕敬拜儀式，而聖誕敬拜還是每年最能吸引崇拜者的儀式呢。（Peterson 2018: 3；欲瞭解教會衰落的更多事例，請參閱McLeod 2003: 2-5）英國教會的前大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稱英國為一個後基督教國家，（Peterson 2018: 2-3）其實這個描述也適用於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人們對於基督教傳統儀式越來越不感興趣，聖經知識越來越貧乏。而更令神學教育者悲哀的是，人們對於神學研究的興趣也越來越低。

當然，在這幅慘澹的畫面中，也有一些亮點。某些城市裡依然還活躍着一些復興的教會。在這些教會中，年輕人的存在與那些以老年人為主的傳統教會形成了鮮明對照。然而，雖然對這些復興教會來說，衰退的陰影不是那麼顯著；但並沒有證據表明，這類教會的成長速度足以抵銷建制型教會的衰退。唯一顯著繁榮的教會是那些由非洲人、亞洲人或拉丁美洲人組成的移民教會。不過，它們仍然局限於種族範圍內，還在竭力與社會大多數人建立聯繫。

對於財政緊張的教會來說，古老的教會建築已經不勝負荷。教會領袖們想出各種招數，試圖擺脫他們所繼承的這些建築物包袱：有些教堂被廢棄了；有些教堂被售賣，或改造成社區中心；有些教堂變成了諸如餐廳、旅館、書店之類的商業機構；有些教堂還保留著基本的宗教用途，輔以文化活動；還有些教堂直接與其他宗教團體分享自己的空間。

傳統上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正在逐漸瓦解。傳統的宗派教會（英國的聖公會；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路德宗；瑞士、蘇格蘭或荷蘭的改革宗；南歐和中歐的天主教）依然維繫着一種將社會全體成員都收容在內的全民教會的假像。但這些地區的現實處境正越來越將這些教會轉變成各種自發性的組織。換言之，跟那些復興的「自由」教會沒太大差別。

隨着個體敬虔程度的下降（社會學家稱其為「主觀的世俗化」），教會正失去它們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傳統霸權（「客觀世俗化」），最為明顯的例子或許就是它們在性倫理和婚姻方面影響力的衰落。宗教的世界觀與非宗教的世界觀肩並肩地站在一起，互相競爭，並且受到支配人類其他生活層面的同一種市場力量的影響。宗教信仰不再被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了，而成為一種你必須要主動選擇的東西。這種要在多個選項中擇一而從（包括自稱「無信仰」）的必然性，很自然地導致了宗教社會學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所稱的「選擇的必然性」（heretical imperative），以及「從命運到選擇的運動」。（Berger 1979: 11）由於不存在一種淩駕於一切之上的權威世界觀，人們必然要在不同的信仰中進行選擇。每一個選擇都自詡擁有終極權威，即使它們同時認可寬容與包容。因此，世俗化就是一場「運動，它從一個對上帝的信仰不受挑戰、實際上也不容置疑的社會，邁向一個把這種信仰當成眾多選項之一的社會。」（Taylor 2007: 3）

世俗化理論對基督教衰落的社會原因所做的解釋

基督教為何會在歐洲（以及整個西方）衰落？對此一問題的探討，首先是在社會學領域展開的。塗爾幹（Durkheim）解釋道，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和文化的

多樣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宗教的人比鄰而居，沒有任何一個宗教可以宣稱擁有獨家真理。宗教的多元性導致了信仰的私有化和個體化。同時，隨着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自我組織起來，而無需依賴宗教權威，宗教空間也就由此萎縮了。（Durkheim 1984: 119-20）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現代科學的崛起導致了他所稱的對世界的「祛魅」：就是一種將每件事都理解為非人力量所引起的、充滿魔性的世界觀，被一種只看到科學規律在運行的科學世界觀所取代。諷刺的是，這些啟蒙的力量其實植根於新教教義之中。根據韋伯的觀點，新教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受到它所產生出來的理性化和祛魅力量的損害。現代世界由此引發了一個去神秘化運動，它反映出「人類日益增長的理性」（Wilson 1966: 78），以及社會的分化：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等子系統的專業化。這些子系統沒有一個可以擁有淩駕於其他系統之上的權威。

許多社會學家們都確信，現代性必然會導致世俗化（Bruce 2001: 250）和宗教的消亡。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裡，信仰不同宗教或世俗價值觀的人比鄰而居，互相競爭。僅僅是另一種真理聲明的存在，就意味著以前被理所當然奉為絕對真理的聲明要面臨被重新審視的命運。這些社會學家認為，這麼一種相對化，伴隨着與之齊頭並進的市場化、個體化和主體化的動能，將最終完全摧毀宗教信仰的根基。然而，在1970年代，令許多社會學家吃驚的是，各種宗教展現出巨大的韌性，於是他們開始改變自己的觀點。彼得・柏格修正了他把宗教的消亡當成自然趨勢的觀點，承認「這可能錯了。」（Berger 1999: 3）雖然現代性的確具有世俗化效應，但也存在著反世俗化的運動和返魅的過程。尤其是，那些具有保守和傳統傾向、拒絕與現代性相妥協的宗教團體「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增加」（Berger 1999: 6）。1980年代以來五旬宗人數的增長，以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勢力的上升，就是這一趨勢的顯著實例。

另外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宗教與其說是在消亡，不如說正在變成一種非建制的、更為主觀的形式。這種非體制性宗教情感的典型表達，就是大眾對於新紀元宗教運動的信奉，以及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宗教與靈性的區分。今天的許多人可能不那麼信宗教了，而且肯定對於建制型宗教不那麼感興趣了，但他們並不缺少靈性追求。雖然這些學者都不再堅持傳統的世俗化論點（即現代性自然會導致宗教的衰落），但他們的理論只是對傳統的世俗化理論做了修正，而不是完全取代了它。但宗教情感的轉移依然標誌著傳統宗教喪失了權威性，或說得簡單一點，它標誌著基督教的明顯衰落。

作為特例的歐洲世俗化

另一位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大衛・馬丁（David Martin），原則上支持世俗化理論，但並不將它視為現代性的演變過程中一種普遍和必然的進程。（Martin 1990: 295）他指出，歐洲和北美的世俗化遵循著不同的軌跡，並且認為，歐洲的世俗化形式源於歐洲特殊的歷史經驗。實際上，對歷史的研究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歐洲基督教的衰落。

歐洲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觀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們對作為體制的基督教會的依附。接下來我們對這一過程的主要環節作一番綜述。

教會誕生於西元一世紀，起初它是一個對羅馬帝國持激進反抗立場的另類小團體。但當康斯坦丁大帝於西元四世紀接納基督教作為他所青睞的宗教後，這一情況就發生了改變。接下來，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由此，幾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自動成為基督徒。

當11世紀爆發著名的敘任權之爭時，教會與社會的這場聯姻首次出現了裂痕。當時的教會與國家為著到底誰應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統一起來的歐洲享有終極權威的問題爆發了衝突。在國王亨利四世宣佈自己有權任命主教後，教宗格列高裡七世對他施行絕罰，迫使他（在教宗面前）認罪懺悔，作為被重新接納進教會的條件。因為來自教會的絕罰會使亨利無法繼續統治。教會在這場衝突中（1077年發生在卡薩諾）貌似取得了勝利，但對抗也標誌著天主教會對歐洲社會的支配地位開始走向末路。從那以後，政治領袖們都對一個能讓君主屈膝的教會滿腹疑慮。因此，這一事件為宗教歸屬與社會歸屬之間的分裂播下了種子。

分隔教會與社會、並且驅使社會邁向世俗化的下一階段發生在宗教改革時期。雖然宗教改革意在復興和淨化基督教，但這一時期的神學、文化和社會變革對於人們宗教情結的衰退起到了間接而長遠的影響。這些有權威的改教家們拒絕了中世紀所流行的將教會視同國家上司的教會-國家關係論。反而認為，政治領袖們同樣是在完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會作為仲介。這種對政治事務的新認識反映出在社會與文化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包含了一種更為積極的世界觀。傳統上，奉獻於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現在改教家們則強調，基督徒更應該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無論是作木匠還是作廚師，無論是作漁夫還是作農夫，每個基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個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職業工作中—敬拜上帝。當然，這種觀念層面上的變動也反映出人們生活中更為深刻的變化：具有獨立意識的市民人口與日俱增；人們對於把握自己生活越來越充滿信心，不再消極地屈從於黑暗的命運。這種對於「上帝所喜悅的生活」所做的界定和傳播，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就是讓人覺得：如果一個人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服侍上帝，就不一定要在教堂中服侍上帝了。

促成人們宗教情結衰落的下一個歷史階段就是毀滅性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給歐洲中部的廣大地區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死亡人數估計達到800萬。在現在屬於德國的地區，大約有一半男性人口死於戰爭和與戰爭相關的疾病。雖然這場戰爭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但人們通常將它視為是一場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信仰戰爭。

戰爭的破壞性導致了對基督教的負面認知，人們不再相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帶來和平。這種對宗教的幻滅感深刻影響了接下來的啟蒙運動及其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從此，宗教一直被視為戰爭的源頭，而不是和平的源頭。對基督教及其製造分裂的潛能所進行的批判，或許在伏爾泰那句「幾何學中沒有教派」的著名格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換言之，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應該矚目於理性與科學的和諧，而不是交戰各方的不和諧。由於教會未能帶來和平，人們就將履行這一職能的希望寄託於政治權威。一個強大的國家似乎是保護社會免受潛在的宗教衝突之害的最佳途徑。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啟蒙運動所引發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變革體現在一場旨在建構更平等社會的社會和政治革命中。啟蒙運動的力量反對教會和它的教階制，在整個18世紀，教會都在支持壓迫性的「舊制度」並為其合法性進行辯護。不足為奇，法國大革命不僅攻擊國王，而且以同樣激烈的態度攻擊教會，視其為國王的同盟者。啟蒙運動中，批判基督教最為嚴厲的地方莫過於法國。（Byrne 1996: 34-37）而在英國，循道衛理會運動緩和了社會矛盾，從而導致了一場不流血的人民革命。（ElieHalévy, see Maddox 1998: 34）跨越英吉利海峽的社會變革由此顯得不那麼具有革命性和反基督教了。

隨著19世紀早期君主統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復，現代主義者與保守的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對立構成了歐洲社會的主要特徵，這種態勢一直維持到梵二會議期間（1962-1965年）：所有謀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對教會，將其視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敵人。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教宗庇護九世的通諭《何等關懷》（Quanta Cura）及其附文《謬說輯錄》（Syllabus Errorum）的發佈，羅馬天主教對現代主義的反對達到高峰。在這篇《謬說輯錄》中，教會羅列了它所譴責的所有現代主義觀念：新聞自由、政治自由、宗教寬容、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天主教會將這些社會運動說成是與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因此人們不得不在這兩種互相排斥的選項中擇一而從，要麼走向現代性，要麼回歸天主教。

雖然新教教會更願意接納現代性，但羅馬天主教對於一切自由觀念的拒斥依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衝擊，導致人們對建制型基督教的全面疏遠。新教教會亦未能密切跟蹤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類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歐洲大陸的教會在社會學上依然沉溺於早被社會現實所超越了的前現代結構。（請參見McLeod 1997: 118-131）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歐洲所經歷的其他事情也對基督教的衰落推波助瀾。其中一件事就是歐洲人對於殖民主義的暴行普遍感到愧疚。不管正確與否，基督教被公開認為是殖民擴張中的受益者，她也未能充分遠離那些殖民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不義。西方的許多人把基督教和殖民主義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認定兩種力量都在野心勃勃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征服和奴役全世界。更有甚者，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謂基督教西方的道德破產。雖然西方人在為20世紀最嚴重的反人類罪行而自我譴責時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畢竟，世界其他地方的極權統治者也製造出同樣的破壞性結果。但基督教依然是最受這類負面事件影響的宗教信仰。

總之，無論這些導致基督教衰落的重大歷史事件是發生在16世紀、18世紀中葉，還是在20世紀中葉，所有這些事件、以及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變遷所形成的合力，使得基督教喪失了它在西方社會中的支配地位。

思考之一：我們應該悲傷嗎？

在本文開篇處，我曾介紹了一些（中國人）對於歐洲基督教的衰落所發出的悲歎。當然，不僅是亞洲的基督徒，歐洲的基督徒也都為此感到痛惜。這場衰落所造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 對基督教信仰的日漸疏遠，使得人們忘卻了基督徒起碼的行為準則，比如分享、對寄居者的善待、以及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取向的群體歸屬感。它損害了基本的屬靈導向，比如感恩、對生活超越層面的開放態度、對自身有限性的體察、反抗常規權勢的激進盼望，以及對於先知性批判的接受能力。在一個根深蒂固的現狀中，這種先知性的批判會讓我們坐臥不寧。
• 基本聖經知識的失落使得許多人與受到基督教故事和象徵符號滲透的大部分歐洲文化失去了聯繫。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基督教知識，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
• 一種包容大度的基督教形式的衰落讓歐洲社會喪失了整合並凝結社會的各種紐帶，使之處於那些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將各種不同聲音聯繫起來的激進宗教團體的支配之下。這片宗教空地將受到不同的宗教代理人、部落聯盟，和不能創造性地應對現代性挑戰並且不關心社會和諧的宗教勢力的佔領。相反，保守而輕信的基督教派則會鼓吹一種退守的信仰形式，也就是說，要把信仰當成逃離現代社會的避難所。
• 隨著西方主流基督教的衰退，曾在過去一個世紀裡極大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社會變革的普世合一運動，將喪失大量的財政支持。基督教的普世合一運動激勵並支持了各種各樣的進步團體和運動：在地方上，有基督教工作委員會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Wong 2019）在國際上，有反種族隔離的鬥爭、從冷戰期間持續至今的和平運動（比如南北韓的和解）、以及其它許多謀求正義和自由的社會運動。

儘管歐洲基督教的衰落引發了廣泛而情理之中的哀傷，但這一變動也產生出大量替代性且常常是更積極的解釋。有人質疑：這樣一種衰退是否真的發生了。漢貝格（Hamberg，2018）指出，對衰落的假設是建立在對過去幾百年來教會影響力的誇張評估基礎上的。她對這種一般的假設—即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完全依附於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提出了質疑。根據漢貝格的觀點，處於衰退中的只是基督教的某種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天主教和新教的建制形式，而一種「不受教會約束的靈性」依然充滿活力（78）。漢貝格的解釋得到了麥克勞德（McLeod）和烏斯托爾夫（Ustorf）所編纂的《基督教國度在西歐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一些稿件的回應，這些文章並不把過去幾個世紀的變化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單純地理解地宗教變革（McLeod 2003: 8）或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詮釋。

拉森（Larsen，2018）從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制型基督教的衰退並不意味著信仰的衰退。人們只是不再歸屬，並非不再相信。他批評道，一種以進步模式來思考的傾向產生出大量的世俗化理論，這些理論將信仰看成是以前時代的附屬物，要現代就得「放棄它，以換取一個世俗的心態。」（Larsen 2018: 167）萎縮的是基督教國度，而非基督教信仰，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喜樂：「對於建制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衰落，正確的神學和實踐回應是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4:4）」（Larsen: 165）因此新的社會處境為基督徒傳福音、做見證，以及活出最初的信仰提供了新的契機。實際上，福音派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在批評名義上的基督教，寧要一個較小但更有活力、更加投入的基督教信仰共同體。

對於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持積極態度的並非只有福音派。許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基督徒明白，教會的位置不應在社會的中心和主流，而應該在其邊緣。這才是它該在的位置，但這樣一來，它就必須是小型的。一個以十字架為中心的教會必然是一個遠離社會中心的反文化共同體。基督教的衰落實際上是基督教從其被擄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狀態中獲得了解放。對於人數眾多的教會的熱衷，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成長、效率和權勢的癡迷，這種心態是與基督教的源頭針鋒相對的。有人認為，如果上帝關注有效性和數字上的成功，上帝肯定會讓基督進入21世紀的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裡，基督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和環球旅行輕而易舉地與人交流。

具有批評精神的歐洲人之所以對處於社會中心的強力教會很敏感，還有其他幾個原因：在過去，教會大而有力，但它未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和種族大屠殺。同時，大多數國家的基督徒認識到，西方某種形式的基督教的衰落，為增進彼此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機會（Guerra 2018: 199）西方基督教儘管是地方性的，但卻自稱是普世的。因此，它的消亡為真正的普世基督教的興起提供了空間，這可被理解為一個「向著基督徒彼此互惠」的世紀過渡的過程。（ibid.）

靈性進步的基督徒之所以對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感到喜樂，還有著深刻的神學理由：在教會的衰落過程中，上帝的虛己、道成肉身和對世界的參與就能成為現實。自從馬克斯・韋伯以來，人們已經普遍承認，「世俗化」有著深厚的聖經基礎。聖經敘事位於世俗化進程的起點，這一認識啟發了像潘霍華這樣的神學家們。他們呼籲建立一種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並且從非宗教的立場來解釋聖經中的觀念。（Bonhoeffer 1971: 280）他的道成肉身神學，批評了某些宗教觀念：它們試圖在人類未能完全明白的方面，如疾病、死亡及其他不幸，為上帝保留一塊不容染指的領地。他也同樣批評了「解圍之神」（deus-ex-machina）的觀念，即一種每當人類把事情搞砸就出場救援的臨時力量。受潘霍華的啟發，哈威・考克斯（Harvey Cox）闡明了聖經敘事是如何為世俗化做出貢獻的：創世記的故事就是在呼籲一種將世界與上帝完全分開的、祛魅的歷史觀：造物並不具有神性，但卻被上帝置於適當的位置；太陽和月亮是耶和華懸掛在天上以釋放光明的造物。與之類似，出埃及的故事高揚了一種脫去神聖外衣的政治觀，並且摒棄了在確立政治合法性過程中所流行的君權神授理論。西奈之約和對各種形象的禁止，乃是在批判我們敬拜各種人手所造之物的企圖，包括將各種人類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絕對化的企圖。（Cox 1965: 25-37）因此，信仰的基本運動就是將宗教領域拋在身後，完全進入世界之中，與它融為一體。其目的不是要呆在某個「宗教」的領域，而是要變革世界及其社會結構，使其能夠反映福音所宣導的價值觀。仿佛水傾倒在地上，以灌溉植物一樣，這裡也是如此：教堂可能是空的，但上帝使命的目的並非是要用信徒來填充教會建築，而是要改造我們的社區，使窮人、寡婦、寄居者和受壓迫者都能獲得正義與關照。

思考之二：我們能學到什麼

在上一節，我們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和靈性進步的基督徒—發現，西方基督教的衰退是一個偽裝了的祝福。但是，這一巨大的社會變動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訓。當然，最為重要的教訓是提供給歐洲基督徒的：他們要在一個沒有建制型基督教所提供的舒適環境中生活；要適應邊緣生存；要重新發現長期被忽視的基督教見證的基本內涵。在過去數十年中，西方的神學家們表明，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衰落，並且願意在不再令人信服的傳統框架之外尋求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富有創意的新形式。然而，只有當神學和教會實踐抵達社會底層，神職人員和神學家們不再享有高額薪水和可靠的社會保障之時，真正有意義的學習才會開始。因此我們可以說，關鍵性的實踐尚未到來。

雖然我們不應將西方的基督教常規化路徑當成標準模式，但西方基督教的衰退也為全世界的基督徒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和屬靈教訓。第一個教訓就是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可以從西方基督徒所經歷到的、那些促成衰落的事件上領悟到：在基督教與壓迫勢力結盟的地方，在它與體制太過親密的地方，在它佔據支配地位並將其價值觀強加於社會的地方，它總是會迅速敗壞。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會始終面臨一種根深蒂固的誘惑，就是要將他們的信仰變成一種支配社會的宗教。我們從「管治神學」（Dominion Theology）中就可看到這一點。它試圖將「基督徒的」價值觀擴張至整個社會，將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一網打盡。這與伊斯蘭團體並沒有本質不同，他們也將沙裡亞法強加於他們的部落、城市和國家。無論是在美國、利比亞，抑或是印度北部或緬甸的少數民族團體中，每當社區領袖和政客們稱呼他們的國家為「基督教國家」時，就會出現同樣的支配現象。宣稱自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從根本上就錯了。國家沒有信仰，有信仰的是人民。

第二個教訓就是，上帝更有可能顯現於緘默中，而非聲浪裡（王上19）；藏身於強大表像的反面（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強大表像的裡面；臨在於破碎之中，而非完美之中。許多基督徒渴望一個宏大、高效、強勢和壯觀的教會，這直接反映出一種傳統的實力邏輯。對於大多數國家中茁壯成長的教會和歐洲正在衰落的教會同時構成挑戰的，就是要發現上帝悄然臨在於弱小的、脆弱的和邊緣的群體中，臨在於籍著藝術、歌曲、人民運動和解放運動、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斷斷續續傳播的福音中。

最後，當大多數國家的基督徒震驚於基督教在歐洲的衰落，甚至恐慌於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征服之時，我們依然可以獲得一種屬靈的教訓：我們不需要對上帝過分擔憂；不是我們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來拯救我們。回顧一下基督教的漫長歷史，我們就會對基督教運動的波瀾起伏和它釋放資訊的靈活性感到驚奇。作為基督教群體，我們置身於同樣的死亡和復活的運動中。我們不應該死抓住我們的教會，而應該準備好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歐洲基督教運動特別清晰地表現出信仰的自然演化軌跡：它深深地沉浸於社會的組織結構之中，以至於迷失了自身的特性。但基督教正是要從這裡，從這種極端的道成肉身中起死回生。或者，用施洗約翰的話就是：「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