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青少年流失與夕陽中的基督教教育(上)

藍志揚博士
教牧事工部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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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兒童崇拜堂次正在升,少年牧區人數不斷減,這是甚麼的道理?根據《2014香港教會普查報告》的統計,2009年兒童每周崇拜聚會堂次是903,到2014年數字升至1043,升幅是15.5%;與此同時,青少年每周崇拜聚會堂次卻不升反跌,由483跌至452,次數下滑之餘,人數跌幅達至三成,情況令人憂慮。其中,周六的青少年崇拜的跌幅更是災區中的災區,人數跌幅達49.9%。此外,少年人(15歲以下)參加主日學的出席高達89.6%,而15歲以上的會眾卻只有19.3%參加主日學。[1]

以上的數字反映了兒童牧區有穩定的增長或正在擴大,但可惜的是教會無法留住這些在教會成長的兒童,他們升上中學後,便一一和教會說再見。兒童上教會的參與率,相信跟父母的意向有莫大的關係。但兒童到中學階段,他們變得獨立,父母的影響力不能夠再直接影響他們。青少年流走的原因不會是單一,當中結合著拉力和推力。青少年流失嚴重,教會自然便會把眼球聚焦在青少年事工,這是無可厚非,但教會處理這個問題時,本地教會欠缺這方面的研究,相信較難策略地解決問題。[2]現時採用的方法是對症下藥,還是頭痛醫頭,難以定論。

從數字上看,離開教會的青少年好有機會是自小在教會參與聚會的兒童。如果教會的培育系統是健康,流失的拉力雖然持續存在,教會應該仍然有穩固的凝聚力,能夠阻止劣勢擴張。可惜現時的情況恰恰相反──兒童數目增,少年人數減。假若兒童一直厭倦教會的生活,小孩子只會無奈接受,但到他們上了中學,開始有自主權,懂得跟家長討價還價,說到:我成績不太好,哪裡有時間兼顧上教會。少年人使用這張王牌,父母豈不容易妥協!倘若以上的情況發生,青少年流失的階段其實是「病」發期,在兒童階段問題早已經潛伏多年。

青少年流失的拉力涉及的因素複雜,層面廣闊且涉及社會氣候,因著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討論。本文只會嘗試從教會內部的人才培訓探討流失的遠因,首先集中討論的是教會專責帶領和負責教導工作的人手訓練。

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持續提高

既然兒童牧區正在擴張,教會對負責這事工的人材應理有殷切的需求,但實況卻並非如此。而且,教會所持的教育觀念好像與社會脫節,出現步入回頭路的現象。

今日香港社會對一位可以進入教室教導學生的老師有頗高的要求。過去的羅富國、葛量洪、柏立基…這些老牌師範學院是香港教育學院前身,到2016年教育學院升格為香港教育大學。[3]現今的香港,要成為一位教師,一個中學畢業的年青人要在大學經過五年的訓練,才能夠滿足今日社會對教師的期望。[4]跟過去相比,香港社會對教育工作者要求明顯提高。[5]

在香港,訓練教師的單位是大學;在教會,針對內部培育的需要,本地神學院有沒有專門訓練從事教育、培育或教導的學位課程?在香港神學教育協會的十五所神學院中,有4所神學院提供三個神學學位的課程:基督教教育學士、宗教教育碩士和道學碩士主修基督教教育。[6]筆者十多年前到神學院進修,當年修讀以上課程的同學人數已不多。時至今日,情況如何?翻看其中兩所神學院的院訊,有一所開辦基督教教育學士課程的神學院,在2017年畢業生的名單中,沒有基督教教育學士的學生;另一所開辦宗教教育碩士的學院,在連續三年(2015-17)的畢業同學分享欄,均看不見有該課程的畢業生名字。神學院開辦基督教教育學位課程是有的,但修讀人數不會多。曾經聽到一位資深的神學院教授直言:「基督教教育已不合潮流」。他沒有解釋箇中原因,只是把現況與筆者分享。也許,這句話應該能夠概括以上畢業人數持續低位的景況。

夕陽中的基督教教育

如果一個社會不斷興建學校,該社會自然對老師的需求量有增無減,訓練教師的學院理應不乏學員,因為社會正在等候學員畢業後投入教學工作,職位空缺有能力吸引人才入行。但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是,兒童崇拜的次數錄得雙位數的增長率,其主日學有近九成的出席率,但專門訓練教導的學位課程卻在萎縮,箇中是甚麼原因導致有這個現象?原因可能有兩個:

(1) 神學院所辦的教育課程不能配合教會的需要,導致教會沒有意欲聘請畢業生,令有意投身者卻步。筆者相信這未必是主要原因。因為神學院是為教會訓練傳道同工,神學院有賴教會經濟的支持,如果教會對神學院課程有改善的要求,神學院好難置若罔聞。[7]

(2) 教會可能抱有一種教育只是「小兒科」的心態。小兒科在日常用語中常常被嘲為一些簡單而不專門的工作。當教會考量人手招聘和調配時,「小兒科」的需要會被放在較後位置,甚至被遺忘。如果教會真的抱有這種小兒科的心態,教會自然會認為此類事工無需要專門的訓練。換來的後果是神學生會選擇其他神學學位課程作為回應。惡性循環後的現實是,課程沒有人修讀,便沒有人畢業,傳道人只要是神學院畢業,就被假設能夠承擔和執行教會的教育事工。如此,教育下一代的意識、思維和理念必定日趨薄弱。

結論

教育在香港社會是一項高要求的工作,從事教育工作的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但本地教會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做法跟三十年前的香港社會相近,教育這個概念在教會好像越來越模糊。蕭克諧、韋理信、林德皓、黃碩然等基教科教授相繼離開各神學院後,現時從事基教科目的全職神學院老師實在是鳳毛麟角。筆者深信許多參與兒童事工的教牧和肢體眼見兒童自小在教會聚會,但升中後便開離教會,都會感到無奈和惋惜。如果教會內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失效,帶來的後果是青少年快速的流走;兒童的教育工作失效,後果不會即時浮現,但時候到了,我們將親眼目睹後果,正如現在的情況。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兒童參與教會聚會的童年回憶,影響他們日後自己和教會的關係。[8]如果教會的培育事工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兒童的教會生活只是成為他們學習的一種負荷,孩子們升到中學後就是設法逃脫的好機遇!以上思路引發出來的問題還包括:有幾多教會和機構會嘗試探究兒童在教會的經驗?高達九成出席率的兒童主日學,達到預期教學目的嗎?現時教會各級的主日學教材、教具和教學法又是否適切?教學模式有沒有與時並進,定時更新,和配合網絡、資訊科技和應用程式?以上的問題教會有多少的掌握?

Footnotes

  1. ^ (胡志偉,2014)
  2. ^ (任志強,2011)
  3. ^ (History and Campus - The Educational University Hong Kong, 2017)
  4. ^ (Faculty of Education –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也有相同的要求。
  5. ^ 筆者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沒有師資訓練前,也能夠進入津貼中學當上全職教師。但這種入職情況,現今應該好難出現。
  6. ^ 香港神學教育協會會員(按筆劃序)包括:中國宣道神學院、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中華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牧職神學院、神召神學院、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香港神學院、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義宗神學院、建道神學院、崇基學院神學院、播道神學院、衛道神學研究院。有一神學院提供校牧碩士課程及教育碩士課程(主修校園牧關),這兩個課程內容相同,分別在於修讀者是否教牧同工。課程為校園工作而設,課程包括三個必修科:校牧事奉概論、基督教學校教育原理和校園牧關輔導。課程是為校園牧關而設,事奉的性質主要是校園工作。
  7. ^ 個人申報:筆者為崇基神學院的全時間同工,正參與一項名為「聖經教導‧教會教育」的研究計劃。
  8. ^ (Wang, 2001)

參考文獻

任志強 (2011)。〈關於香港普及文化與香港青少年的十條命題—給教會群體的提示〉。載李耀全(主篇),《教牧研討系列四:再思青少年牧養:現況、理念與策略》(頁31-43)。香港:中文大學。

胡志偉、劉梓濠 (主編) (2014)。《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麥希真(2011)。〈七十五年伴我行〉。載金節制(主編),《傳承百年──中國聖經教導事工百周年紀念刊》(頁29)。溫州,以斯拉團隊。

Faculty of Education, 201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eb.edu.hku.hk/programme/babed_chi_6080/overview [Access 18th Dec 2017].

Karboul, 2017.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and what to do about it. [video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ed.com/talks/amel_karboul_the_global_learning_crisis_and_what_to_do_about_it#t-477899 [Access 19 Dec 2017]

History and Campus, 2017. The Educational University Hong Kong.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eduhk.hk/main/about-us/history-and-campus/ [Access 18th Dec 201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3. THE GLOBAL LEARNING CRISIS, Why every child deserves a quality education,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ang, Q., 2001. Culture effects on adults' earliest childhood recollection and self-descrip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memory and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2), p.220.

Wood, W.B. & Tanner, K.D., 2012. The role of the lecturer as tutor: doing what effective tutors do in a large lecture class. CBE life sciences education, 11(1), p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