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欧洲的衰落

白德培牧师（本院副教授）
译者：赖全忠

几年前，在随一队香港学生前往欧洲游学时，我们路过柏林的一座教堂，它现在已变成一个为失业者提供休息和咨询的场所。学生们的直接反应是：「这么漂亮的教堂竟然空空如也，太可惜了。」的确，当中国基督徒谈起欧洲或整个西方的基督教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可悲的是，欧洲人竟然失落了信仰。」

在这类表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里面错综复杂的情绪和态度：首先是对基督教明显的衰落感到由衷的伤感；接着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欧洲人丧失信仰、特别是欧洲基督徒丧失福传热情的批评。然后是升起了一种天命感，认为上帝已经呼召「东方」接过福传的接力棒，承担起信仰领域中的全球领导权，就像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类似情况一样。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忧患意识，就是预感到欧洲发生的事也会降临到香港。因为当地的基督教已经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世俗化」迹象，甚至在过去的30年时间经历了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无法幸免。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所谓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这一课题。首先，我们要对这一宗教景观的变动做一个简短的叙述。接着，我们会介绍一些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它们对这一过程的原因和起源做了深入探讨。最后，我们还将对这一发展给出自己的思考：我们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又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迈向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

在欧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践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数正在减少。在位于乡村或城市社区中心的大教堂里，参加主日崇拜的典型会众，是由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组成的，他们那虚弱的声音被淹没在管风琴的轰鸣之中。世界基督教资料库（WCD）的统计数字生动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剧衰落。在德国，基督徒人数已从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年的67.29%。而在英国，人数也从97.44%下降到69.40%。统计学家预测，到了2050年，这两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将下降到58.79%和56.75%。现实甚至比这些数字更加糟糕：因为WCD的统计不是基于崇拜参加者的人数，而是基于教会成员的人数。更有甚者，许多人之所以要维持一个教会成员的身份，只是出于怀旧情结，或者是为了与一个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功能组织保持关系，或者是为了在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仪式时，能够请到主持人。

但是，成员身份并不意味着参与。潘霍华说过一句著名的格言：「仅当教会是为他人而存在时，它才是教会。」（Bonhoeffer 1971: 382）但这句话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可悲的讽刺含意：教会的存在已经不是为了使其他人得益处了，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而不是让「我」）有地方参加聚会而已。

实际上，英国教会早就发现，生活在主教教区的居民当中，只有4.3%的人参加了2014年的圣诞敬拜仪式，而圣诞敬拜还是每年最能吸引崇拜者的仪式呢。（Peterson 2018: 3；欲了解教会衰落的更多事例，请参阅McLeod 2003: 2-5）英国教会的前大主教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称英国为一个后基督教国家，（Peterson 2018: 2-3）其实这个描述也适用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人们对于基督教传统仪式越来越不感兴趣，圣经知识越来越贫乏。而更令神学教育者悲哀的是，人们对于神学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低。

当然，在这幅惨澹的画面中，也有一些亮点。某些城市里依然还活跃着一些复兴的教会。在这些教会中，年轻人的存在与那些以老年人为主的传统教会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虽然对这些复兴教会来说，衰退的阴影不是那么显著；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类教会的成长速度足以抵销建制型教会的衰退。唯一显著繁荣的教会是那些由非洲人、亚洲人或拉丁美洲人组成的移民教会。不过，它们仍然局限于种族范围内，还在竭力与社会大多数人建立联系。

对于财政紧张的教会来说，古老的教会建筑已经不胜负荷。教会领袖们想出各种招数，试图摆脱他们所继承的这些建筑物包袱：有些教堂被废弃了；有些教堂被售卖，或改造成社区中心；有些教堂变成了诸如餐厅、旅馆、书店之类的商业机构；有些教堂还保留著基本的宗教用途，辅以文化活动；还有些教堂直接与其他宗教团体分享自己的空间。

传统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在逐渐瓦解。传统的宗派教会（英国的圣公会；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路德宗；瑞士、苏格兰或荷兰的改革宗；南欧和中欧的天主教）依然维系着一种将社会全体成员都收容在内的全民教会的假像。但这些地区的现实处境正越来越将这些教会转变成各种自发性的组织。换言之，跟那些复兴的「自由」教会没太大差别。

随着个体敬虔程度的下降（社会学家称其为「主观的世俗化」），教会正失去它们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传统霸权（「客观世俗化」），最为明显的例子或许就是它们在性伦理和婚姻方面影响力的衰落。宗教的世界观与非宗教的世界观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互相竞争，并且受到支配人类其他生活层面的同一种市场力量的影响。宗教信仰不再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而成为一种你必须要主动选择的东西。这种要在多个选项中择一而从（包括自称「无信仰」）的必然性，很自然地导致了宗教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所称的「选择的必然性」（heretical imperative），以及「从命运到选择的运动」。（Berger 1979: 11）由于不存在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世界观，人们必然要在不同的信仰中进行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自诩拥有终极权威，即使它们同时认可宽容与包容。因此，世俗化就是一场「运动，它从一个对上帝的信仰不受挑战、实际上也不容置疑的社会，迈向一个把这种信仰当成众多选项之一的社会。」（Taylor 2007: 3）

世俗化理论对基督教衰落的社会原因所做的解释

基督教为何会在欧洲（以及整个西方）衰落？对此一问题的探讨，首先是在社会学领域展开的。涂尔干（Durkheim）解释道，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

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宗教的人比邻而居，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宣称拥有独家真理。宗教的多元性导致了信仰的私有化和个体化。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自我组织起来，而无需依赖宗教权威，宗教空间也就由此萎缩了。（Durkheim 1984: 119-20）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科学的崛起导致了他所称的对世界的「祛魅」：就是一种将每件事都理解为非人力量所引起的、充满魔性的世界观，被一种只看到科学规律在运行的科学世界观所取代。讽刺的是，这些启蒙的力量其实植根于新教教义之中。根据韦伯的观点，新教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受到它所产生出来的理性化和祛魅力量的损害。现代世界由此引发了一个去神秘化运动，它反映出「人类日益增长的理性」（Wilson 1966: 78），以及社会的分化：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等子系统的专业化。这些子系统没有一个可以拥有凌驾于其他系统之上的权威。

许多社会学家们都确信，现代性必然会导致世俗化（Bruce 2001: 250）和宗教的消亡。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信仰不同宗教或世俗价值观的人比邻而居，互相竞争。仅仅是另一种真理声明的存在，就意味著以前被理所当然奉为绝对真理的声明要面临被重新审视的命运。这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么一种相对化，伴随着与之齐头并进的市场化、个体化和主体化的动能，将最终完全摧毁宗教信仰的根基。然而，在1970年代，令许多社会学家吃惊的是，各种宗教展现出巨大的韧性，于是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彼得・柏格修正了他把宗教的消亡当成自然趋势的观点，承认「这可能错了。」（Berger 1999: 3）虽然现代性的确具有世俗化效应，但也存在著反世俗化的运动和返魅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具有保守和传统倾向、拒绝与现代性相妥协的宗教团体「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增加」（Berger 1999: 6）。1980年代以来五旬宗人数的增长，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上升，就是这一趋势的显著实例。

另外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宗教与其说是在消亡，不如说正在变成一种非建制的、更为主观的形式。这种非体制性宗教情感的典型表达，就是大众对于新纪元宗教运动的信奉，以及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宗教与灵性的区分。今天的许多人可能不那么信宗教了，而且肯定对于建制型宗教不那么感兴趣了，但他们并不缺少灵性追求。虽然这些学者都不再坚持传统的世俗化论点（即现代性自然会导致宗教的衰落），但他们的理论只是对传统的世俗化理论做了修正，而不是完全取代了它。但宗教情感的转移依然标志著传统宗教丧失了权威性，或说得简单一点，它标志著基督教的明显衰落。

作为特例的欧洲世俗化

另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原则上支持世俗化理论，但并不将它视为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一种普遍和必然的进程。（Martin 1990: 295）他指出，欧洲和北美的世俗化遵循著不同的轨迹，并且认为，欧洲的世俗化形式源于欧洲特殊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对历史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观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们对作为体制的基督教会的依附。接下来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作一番综述。

教会诞生于西元一世纪，起初它是一个对罗马帝国持激进反抗立场的另类小团体。但当康斯坦丁大帝于西元四世纪接纳基督教作为他所青睐的宗教后，这一情况就发生了改变。接下来，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由此，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自动成为基督徒。

当11世纪爆发著名的叙任权之争时，教会与社会的这场联姻首次出现了裂痕。当时的教会与国家为著到底谁应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统一起来的欧洲享有终极权威的问题爆发了冲突。在国王亨利四世宣布自己有权任命主教后，教宗格列高里七世对他施行绝罚，迫使他（在教宗面前）认罪忏悔，作为被重新接纳进教会的条件。因为来自教会的绝罚会使亨利无法继续统治。教会在这场冲突中（1077年发生在卡萨诺）貌似取得了胜利，但对抗也标志著天主教会对欧洲社会的支配地位开始走向末路。从那以后，政治领袖们都对一个能让君主屈膝的教会满腹疑虑。因此，这一事件为宗教归属与社会归属之间的分裂播下了种子。

分隔教会与社会、并且驱使社会迈向世俗化的下一阶段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虽然宗教改革意在复兴和净化基督教，但这一时期的神学、文化和社会变革对于人们宗教情结的衰退起到了间接而长远的影响。这些有权威的改教家们拒绝了中世纪所流行的将教会视同国家上司的教会-国家关系论。反而认为，政治领袖们同样是在完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会作为仲介。这种对政治事务的新认识反映出在社会与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包含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世界观。传统上，奉献于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现在改教家们则强调，基督徒更应该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无论是作木匠还是作厨师，无论是作渔夫还是作农夫，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个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职业工作中—敬拜上帝。当然，这种观念层面上的变动也反映出人们生活中更为深刻的变化：具有独立意识的市民人口与日俱增；人们对于把握自己生活越来越充满信心，不再消极地屈从于黑暗的命运。这种对于「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所做的界定和传播，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是让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服侍上帝，就不一定要在教堂中服侍上帝了。

促成人们宗教情结衰落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是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给欧洲中部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死亡人数估计达到800万。在现在属于德国的地区，大约有一半男性人口死于战争和与战争相关的疾病。虽然这场战争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但人们通常将它视为是一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信仰战争。

战争的破坏性导致了对基督教的负面认知，人们不再相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带来和平。这种对宗教的幻灭感深刻影响了接下来的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从此，宗教一直被视为战争的源头，而不是和平的源头。对基督教及其制造分裂的潜能所进行的批判，或许在伏尔泰那句「几何学中没有教派」的著名格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换言之，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应该瞩目于理性与科学的和谐，而不是交战各方的不和谐。由于教会未能带来和平，人们就将履行这一职能的希望寄托于政治权威。一个强大的国家似乎是保护社会免受潜在的宗教冲突之害的最佳途径。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由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体现在一场旨在建构更平等社会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中。启蒙运动的力量反对教会和它的教阶制，在整个18世纪，教会都在支持压迫性的「旧制度」并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不足为奇，法国大革命不仅攻击国王，而且以同样激烈的态度攻击教会，视其为国王的同盟者。启蒙运动中，批判基督教最为严厉的地方莫过于法国。（Byrne 1996: 34-37）而在英国，循道卫理会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了一场不流血的人民革命。（ElieHalévy, see Maddox 1998: 34）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社会变革由此显得不那么具有革命性和反基督教了。

随著19世纪早期君主统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复，现代主义者与保守的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对立构成了欧洲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态势一直维持到梵二会议期间（1962-1965年）：所有谋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对教会，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敌人。十九世纪下半叶，随著教宗庇护九世的通谕《何等关怀》（Quanta Cura）及其附文《谬说辑录》（Syllabus Errorum）的发布，罗马天主教对现代主义的反对达到高峰。在这篇《谬说辑录》中，教会罗列了它所谴责的所有现代主义观念：新闻自由、政治自由、宗教宽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天主教会将这些社会运动说成是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在这两种互相排斥的选项中择一而从，要么走向现代性，要么回归天主教。

虽然新教教会更愿意接纳现代性，但罗马天主教对于一切自由观念的拒斥依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冲击，导致人们对建制型基督教的全面疏远。新教教会亦未能密切跟踪城市化和工业化之类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欧洲大陆的教会在社会学上依然沉溺于早被社会现实所超越了的前现代结构。（请参见McLeod 1997: 118-131）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欧洲所经历的其他事情也对基督教的衰落推波助澜。其中一件事就是欧洲人对于殖民主义的暴行普遍感到愧疚。不管正确与否，基督教被公开认为是殖民扩张中的受益者，她也未能充分远离那些殖民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义。西方的许多人把基督教和殖民主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认定两种力量都在野心勃勃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征服和奴役全世界。更有甚者，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谓基督教西方的道德破产。虽然西方人在为20世纪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而自我谴责时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毕竟，世界其他地方的极权统治者也制造出同样的破坏性结果。但基督教依然是最受这类负面事件影响的宗教信仰。

总之，无论这些导致基督教衰落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6世纪、18世纪中叶，还是在20世纪中叶，所有这些事件、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变迁所形成的合力，使得基督教丧失了它在西方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思考之一：我们应该悲伤吗？

在本文开篇处，我曾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对于欧洲基督教的衰落所发出的悲叹。当然，不仅是亚洲的基督徒，欧洲的基督徒也都为此感到痛惜。这场衰落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对基督教信仰的日渐疏远，使得人们忘却了基督徒起码的行为准则，比如分享、对寄居者的善待、以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的群体归属感。它损害了基本的属灵导向，比如感恩、对生活超越层面的开放态度、对自身有限性的体察、反抗常规权势的激进盼望，以及对于先知性批判的接受能力。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现状中，这种先知性的批判会让我们坐卧不宁。
• 基本圣经知识的失落使得许多人与受到基督教故事和象征符号渗透的大部分欧洲文化失去了联系。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基督教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
• 一种包容大度的基督教形式的衰落让欧洲社会丧失了整合并凝结社会的各种纽带，使之处于那些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将各种不同声音联系起来的激进宗教团体的支配之下。这片宗教空地将受到不同的宗教代理人、部落联盟，和不能创造性地应对现代性挑战并且不关心社会和谐的宗教势力的占领。相反，保守而轻信的基督教派则会鼓吹一种退守的信仰形式，也就是说，要把信仰当成逃离现代社会的避难所。
• 随著西方主流基督教的衰退，曾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极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变革的普世合一运动，将丧失大量的财政支持。基督教的普世合一运动激励并支持了各种各样的进步团体和运动：在地方上，有基督教工作委员会和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Wong 2019）在国际上，有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从冷战期间持续至今的和平运动（比如南北韩的和解）、以及其它许多谋求正义和自由的社会运动。

尽管欧洲基督教的衰落引发了广泛而情理之中的哀伤，但这一变动也产生出大量替代性且常常是更积极的解释。有人质疑：这样一种衰退是否真的发生了。汉贝格（Hamberg，2018）指出，对衰落的假设是建立在对过去几百年来教会影响力的夸张评估基础上的。她对这种一般的假设—即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完全依附于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提出了质疑。根据汉贝格的观点，处于衰退中的只是基督教的某种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天主教和新教的建制形式，而一种「不受教会约束的灵性」依然充满活力（78）。汉贝格的解释得到了麦克劳德（McLeod）和乌斯托尔夫（Ustorf）所编纂的《基督教国度在西欧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一些稿件的回应，这些文章并不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变化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单纯地理解地宗教变革（McLeod 2003: 8）或对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诠释。

拉森（Larsen，2018）从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制型基督教的衰退并不意味著信仰的衰退。人们只是不再归属，并非不再相信。他批评道，一种以进步模式来思考的倾向产生出大量的世俗化理论，这些理论将信仰看成是以前时代的附属物，要现代就得「放弃它，以换取一个世俗的心态。」（Larsen 2018: 167）萎缩的是基督教国度，而非基督教信仰，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喜乐：「对于建制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衰落，正确的神学和实践回应是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4:4）」（Larsen: 165）因此新的社会处境为基督徒传福音、做见证，以及活出最初的信仰提供了新的契机。实际上，福音派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在批评名义上的基督教，宁要一个较小但更有活力、更加投入的基督教信仰共同体。

对于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持积极态度的并非只有福音派。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基督徒明白，教会的位置不应在社会的中心和主流，而应该在其边缘。这才是它该在的位置，但这样一来，它就必须是小型的。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教会必然是一个远离社会中心的反文化共同体。基督教的衰落实际上是基督教从其被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状态中获得了解放。对于人数众多的教会的热衷，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成长、效率和权势的痴迷，这种心态是与基督教的源头针锋相对的。有人认为，如果上帝关注有效性和数字上的成功，上帝肯定会让基督进入21世纪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基督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环球旅行轻而易举地与人交流。

具有批评精神的欧洲人之所以对处于社会中心的强力教会很敏感，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在过去，教会大而有力，但它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大屠杀。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基督徒认识到，西方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的衰落，为增进彼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Guerra 2018: 199）西方基督教尽管是地方性的，但却自称是普世的。因此，它的消亡为真正的普世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空间，这可被理解为一个「向著基督徒彼此互惠」的世纪过渡的过程。（ibid.）

灵性进步的基督徒之所以对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感到喜乐，还有著深刻的神学理由：在教会的衰落过程中，上帝的虚己、道成肉身和对世界的参与就能成为现实。自从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世俗化」有著深厚的圣经基础。圣经叙事位于世俗化进程的起点，这一认识启发了像潘霍华这样的神学家们。他们呼吁建立一种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并且从非宗教的立场来解释圣经中的观念。（Bonhoeffer 1971: 280）他的道成肉身神学，批评了某些宗教观念：它们试图在人类未能完全明白的方面，如疾病、死亡及其他不幸，为上帝保留一块不容染指的领地。他也同样批评了「解围之神」（deus-ex-machina）的观念，即一种每当人类把事情搞砸就出场救援的临时力量。受潘霍华的启发，哈威・考克斯（Harvey Cox）阐明了圣经叙事是如何为世俗化做出贡献的：创世记的故事就是在呼吁一种将世界与上帝完全分开的、祛魅的历史观：造物并不具有神性，但却被上帝置于适当的位置；太阳和月亮是耶和华悬挂在天上以释放光明的造物。与之类似，出埃及的故事高扬了一种脱去神圣外衣的政治观，并且摒弃了在确立政治合法性过程中所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西奈之约和对各种形象的禁止，乃是在批判我们敬拜各种人手所造之物的企图，包括将各种人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绝对化的企图。（Cox 1965: 25-37）因此，信仰的基本运动就是将宗教领域抛在身后，完全进入世界之中，与它融为一体。其目的不是要呆在某个「宗教」的领域，而是要变革世界及其社会结构，使其能够反映福音所宣导的价值观。仿佛水倾倒在地上，以灌溉植物一样，这里也是如此：教堂可能是空的，但上帝使命的目的并非是要用信徒来填充教会建筑，而是要改造我们的社区，使穷人、寡妇、寄居者和受压迫者都能获得正义与关照。

思考之二：我们能学到什么

在上一节，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和灵性进步的基督徒—发现，西方基督教的衰退是一个伪装了的祝福。但是，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当然，最为重要的教训是提供给欧洲基督徒的：他们要在一个没有建制型基督教所提供的舒适环境中生活；要适应边缘生存；要重新发现长期被忽视的基督教见证的基本内涵。在过去数十年中，西方的神学家们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衰落，并且愿意在不再令人信服的传统框架之外寻求表达基督教信仰的富有创意的新形式。然而，只有当神学和教会实践抵达社会底层，神职人员和神学家们不再享有高额薪水和可靠的社会保障之时，真正有意义的学习才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关键性的实践尚未到来。

虽然我们不应将西方的基督教常规化路径当成标准模式，但西方基督教的衰退也为全世界的基督徒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属灵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可以从西方基督徒所经历到的、那些促成衰落的事件上领悟到：在基督教与压迫势力结盟的地方，在它与体制太过亲密的地方，在它占据支配地位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社会的地方，它总是会迅速败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始终面临一种根深蒂固的诱惑，就是要将他们的信仰变成一种支配社会的宗教。我们从「管治神学」（Dominion Theology）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它试图将「基督徒的」价值观扩张至整个社会，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网打尽。这与伊斯兰团体并没有本质不同，他们也将沙里亚法强加于他们的部落、城市和国家。无论是在美国、利比亚，抑或是印度北部或缅甸的少数民族团体中，每当社区领袖和政客们称呼他们的国家为「基督教国家」时，就会出现同样的支配现象。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从根本上就错了。国家没有信仰，有信仰的是人民。

第二个教训就是，上帝更有可能显现于缄默中，而非声浪里（王上19）；藏身于强大表像的反面（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强大表像的里面；临在于破碎之中，而非完美之中。许多基督徒渴望一个宏大、高效、强势和壮观的教会，这直接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实力逻辑。对于大多数国家中茁壮成长的教会和欧洲正在衰落的教会同时构成挑战的，就是要发现上帝悄然临在于弱小的、脆弱的和边缘的群体中，临在于籍著艺术、歌曲、人民运动和解放运动、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断断续续传播的福音中。

最后，当大多数国家的基督徒震惊于基督教在欧洲的衰落，甚至恐慌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征服之时，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一种属灵的教训：我们不需要对上帝过分担忧；不是我们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来拯救我们。回顾一下基督教的漫长历史，我们就会对基督教运动的波澜起伏和它释放资讯的灵活性感到惊奇。作为基督教群体，我们置身于同样的死亡和复活的运动中。我们不应该死抓住我们的教会，而应该准备好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欧洲基督教运动特别清晰地表现出信仰的自然演化轨迹：它深深地沉浸于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以至于迷失了自身的特性。但基督教正是要从这里，从这种极端的道成肉身中起死回生。或者，用施洗约翰的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