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改革與女人

 

第52期專題文章—2017年5月號

龔立人教授
本院副教授

若問以馬丁路德為核心的教會改革帶給當時女人最大的衝擊是甚麼時,我相信這應是女修道院面對關閉的威脅,因為女修道院對女人建立其宗教經驗、宗教身份和社會地位有其重要性。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來源:公有領域

《路德對修道誓願的判決》

路德在《路德對修道誓願的判決》(1521年)一書提出修道誓願有五方面錯誤。第一,沒有上主的道。第二,違背信心的道理。第三,違反了福音的自由。第四,違反了上帝的誡命。第五,違反了一般人情和理性。有修女歡迎關閉女修道院的呼籲和要求,並從中擺脫宗教意識和制度對她們的控制。一個廣泛被宣傳例子是凱薩琳‧馮‧波拉(Katharina von Bora)和八個修女被偷運離開女修道院的故事。此外,凱德林娜.齊爾(Katherina Schutuz Zell,1492-1562)在牧師娘角色以外,成為其他人尋求幫助的母親。[1]至於那些不願意離開女修道院的修女又如何?女修道院比男修道院較多反對教會改革。她們反對教會改革不必然受羅馬教廷及其意識形態主使,反而她們可以像那些選擇離開修道院的修女一樣實踐其主體性。主體性不是由外在表演決定,而是由自身決定的。於1525年,紐倫堡(Nuremberg)市議會命令關閉所有修道院。六間男修道院中四間即時自我解散,但在卡雷塔.碧希瑪(Charitas Pirckheimer)帶領下,女修道院聖加文(St. Clara)拒絕關閉。市議會先派代表說服她們,後恐嚇她們。修女被迫每星期聽四次新教的講道、被恐嚇要燒毀她們的修道院和被擲石頭。又在修女唱聖詩時,新教者在外面高聲唱世俗的歌,騷擾她們宗教活動。後來,市議會決定充公這修道院的土地,但這些措施都未成功關閉女修道院。最後,市議會只好容許它繼續存在,但不容許它接受新加入者,直至最後一位修女於1590年逝世。[2]以下,我以珍妮.達.祖施(Jeanne de Jussie,1503-1561)的《簡短記錄》(The Short Chronicle)作為反教會改革另一例子。[3]雖然這是她個人記錄,沒有代表性,但其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一個在男性主流記錄以外的記錄,說出女人第一身經驗。事實上,女人聲音是常被忽略的聲音。[4]珍妮.達說,

我承諾我沒有寫一些我不知道是真的事…我所寫的只是很多主要事件的一小部份,目的要使這些事被回憶,以致在未來,那些因愛上主而受苦的人知道我們的先賢跟我們一樣受苦…[5]

珍妮.達.祖施對路德跟隨者所做的事之記錄是否準確不是本文所關注。珍妮.達.祖施的記錄要指出,選擇加入和留守修道院的不是被迫的結果,反而是自願的,甚至是一項有意識的抗爭行動。

《簡短記錄》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來源: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珍妮.達.祖施是在日內瓦貧窮嘉勒女修道會(Poor Clares)的修女。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誓願是「貧窮、順服、獨身、隔絕」。因家庭財政原因之一,珍妮.達.祖施於1521年(18歲)加入貧窮嘉勒女修道會。她的《簡短記錄》記錄在1526-1547年期間,日內瓦的政治鬥爭和教會改革所發生的事。在政治態度上,她支持日內瓦的薩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和主教,不認同政治自主運動和教會改革。因加爾文(John Calvin)要到1536年才到日內瓦,所以,《簡短記錄》對新教描述主要是路德及其跟隨者。按珍妮.達.祖施記錄,改革者於1532年11月,到日內瓦傳講教會改革信息。此後,教會改革就在日內瓦發展。於1534年,改革者開始在方濟修道院傳講,並於同年7月,獲准在貧窮嘉勒女修道會傳講。最終,貧窮嘉勒女修道會於8月離開日內瓦。修女們赤腳前往阿納西(Annecy)。以下,我只集中探討教會改革與修道院的相關記錄。

珍妮.達.祖施稱路德跟隨者為異端,而那些持守羅馬教廷信仰為基督徒。她記錄:

於1518年,充滿惡毒、自大,並各種錯誤的馬丁路德,重啟自使徒以後的異端和錯誤。他在巴賽爾(Basel),印刷其思想,並廣泛流傳到基督教王國,毒害大公教會的王國。若皇帝和王子不懲罰他們,他們將面對永恆懲罰的結果。[6]

對於教會改革的評價,她記錄:

日內瓦內有很多好人和好基督徒,但因受政治和宗教迫害,很多人離開這城市,每一個人和地都被撕裂了…因著這些惡棍,教會的聖禮廢除了。他們破壞教堂內的聖像…,甚至燒毀教堂和修道院…他們強迫那些起貞潔誓願的結婚,而他們及其跟隨者結婚了。很多神父和修士因缺乏對其誓願的尊重,跟隨他們了…這是教會受迫害時期。[7]

面對迫害,她記錄:

有神職人士不尊重其誓願,利用教會滿足其私心,當中有女人和孩子…上主用這些錯誤和不忠誠的邪惡者懲罰他們。至於那些好修士和修女,他們的被迫害有助他們的救贖,並使他們的功德倍增。很多好的修道院被破毀了,但住在裡面的沒有被扭曲,他們住在不同地方,仍能繼續他們的召命。縱使在伯恩(Bern),多名道明會修女回到自己家庭和做工人,她們沒有放棄他們的誓願…在眾多修道院已被扭曲時,只有在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修女沒有改變她們的信仰。除了一個,因為她不是按良好目的加入修道會。[8]

對於基督徒女人對路德跟隨者的態度,她記錄:

很多女人聚集一起,向路德跟隨者擲石頭。與她們一起的有最少700位兒童(12-15歲),他們決定履行這責任,保護他們的教堂和修道院。[9]

對於路德跟隨者對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的壓迫,她記錄:

法惹勒(Guillaume Farel)評論貧窮嘉勒女修道會是瞎眼的。若要獲拯救,她們要從監獄被釋放。每一個人應該向她們擲石頭,因為她們是假冒為善。她們想其他人知道她們守獨身,但這不是上主的命令,因為這是無法遵守的。她們與方濟會修士在晚上一起睡,所以,市議會應禁止她們,並將她們趕出女修道院,按上主命令,使她們結婚。他批評她們分裂城市。只有將她們從女修道院趕出來,這城市就不可能在宗教一事上合一。[10]

1534年8月,路德跟隨者進佔貧窮嘉勒女修道院。她記錄:

在8月24日,他們一群人帶著各式各樣武器,和平地敲修道院的門。一位兄弟去看個究竟,但其中一人欺騙地說,他是修道院的朋友,「不要害怕,開門給我,我是她們的好朋友。我來是要給她們安慰。」

這兄弟抱著良好意願開了門,但進來是一群人…他們隨處破壞,打碎他們搜出的聖像和書本。他們對修道院的破壞就像他們破壞教堂一樣。他們威嚇這兄弟說出其他被收藏的聖像等等。結果,他向他們說出收藏的位置。像狼一樣,他們用斧頭破壞這一切收藏…他們嘗試用梯,除下那美麗十字架,但卻不成功。

姊妹們知道這一切時,她們極度傷心和驚慌。她們退到聖堂,向上主尋求幫助。那些邪惡撒旦者做完這一切事後,就走到姊妹們地方,打爛門窗。當一位姊妹看見一門窗倒下時,她跑上,擋住門,不讓他們破門進入。但其中一門被斧頭砍上,快將落在她背上時,上主奇妙地將她移開,使她離開這房間,並重新關上門窗,而這門窗比之前更強。她跑到教堂,所有修女都在一起,蒙上頭,在可憐悲哀中,等待者死亡,沒有盼望。

…超過150人终於破了門窗進入,帶著做邪惡的意慾,破壞一切。當他們進入教堂,大肆破壞聖像。院長和修女們很單純,並清楚向上主祈禱。很遠的地方也聽見她們可怕的呼喊。他們對於這祈禱聲音很驚訝,並叫,「不要再有這聲音。」

院長答,「我們向我們上主呼救,直到我們從祂那裡得到幫助和恩典。你們做這邪惡的事,你們憑誰的權柄做呢?政府官員不在這裡,我們要求他們解釋。甚麼理由使你們來到這裡,暴力地對待我們。」有些人被驚嚇了,但仍有人像狼一樣,沒有停止他們對虔誠物的破壞。[11]

珍妮.達.祖施不只是旁觀者,更是參與者,尤其跟貧窮嘉勒女修道會相關的事。她對女基督徒有這樣評論,

在棕枝主日上午,那些異端在充修道院慶祝聖餐。已婚男人帶他們的妻子來。很多異端的男人有好的基督徒妻子,她們維護神聖宗教,比殉道士受更大的苦,因為當她們不放棄其信仰時,她們就會嚴厲地被打、對付和酷刑。女人比男人在宗教上時常表現得堅定和持久,尤其在面對路德跟隨者的錯誤時,她們表現得很男人。一個父親試圖強迫他的女兒參與聖餐。縱使面對威嚇和暴力,她拒絕參與。最後,他驅逐她離開家庭,不認她為兒女。她最後成為奴僕。[12]

面對新教的壓迫,有修女將其修道院改為自願性的新教修道院。有些被迫轉變,選擇繼續在一個女性環境下過著獨身生活。有些被迫離開她們的地方,遷移至認同羅馬教廷地區,而這是珍妮.達.祖施所屬修道會的選擇。這不只反映她們對信仰的堅持,更帶出群體生活對修女極其重要。

主奴辯證

雖然路德尊重人自願起修道誓願,但現實是,新教以福音之名剝奪女人起修道誓願的自由。信徒皆祭司的踐行使我聯想起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有關人類的主奴辯證過程。在當時羅馬教廷神職人士與信徒關係下,神職人士是主人,信徒是奴隸。一方面,信徒要倚賴神職人士及其建立的制度才可以經歷上主恩典。他們沒有自身意識。另一方面,神職人士的主人性是倚賴著信徒對他們的馴服和奉獻而來。出售大赦一事和路德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貴族書,論基督教社會的改革》(1520)一書充分反映這種相互性關係。像黑格爾所說死亡的恐懼帶來給奴隸的衝擊,路德提出信徒皆祭司神學成為奴隸的意識覺醒之來源,並以具體行動挑戰代表主人的羅馬教廷,實現基督徒自由。在兩性關係上,路德挑戰了以處女、貞潔和獨身等意識形態帶給女人的枷鎖,但女人並沒有從中成為自己的主人,不但因為路德帶給女人的新身份仍是由男人建立的特定存在(家庭、婚姻、母親或牧師娘等角色),更因為在羅馬教廷與女人的主奴辯證關係中,女人在女修道院提供的空間創造了的自我意識被否定了和被消滅了。

第一代教會改革者相信他們釋放女人了,即從一個退縮、文化限制、性壓抑和男性規範的修道院生活轉向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他們相信,孩子不需要這麼年輕就被獨身誓願限制,反而他們可以留在家中,被父母的愛與教訓包圍,直到他們結婚。[13]

當我們視教會改革為一場從奴隸轉化為主人的過程時,但女人卻只從一種捆綁轉成另一種捆綁。雖是如此,但女人從不是被動。她們的聲音雖是微弱,但仍有意識改造世界,讓世界發生變化。在新教,凱德林娜.齊爾在牧師娘身份下突破主奴關係。在羅馬教會,珍妮.達.祖施和其修道院修女以對抗方式,甚至為此負上代價(死亡、暴力、流放),拒絕受路德思想及其跟隨者所支配,堅持她們的信仰和嚮往。

有人認為主奴矛盾之可以結束在於再沒有主奴之別,但現實是,人類歷史不是天國。所以,矛盾繼續存在,但辯證繼續會發生。這點正是教會改革與性別關係之意義所在。

Footnotes

  1. ^ Merry E. Wiesner, Gender, Church and Stat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London: Longman, 1998), pp.36-46,and Kirsi Irmeli Stjerna,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Malden: Blackwell, 2009).
  2. ^ Merry E. Wiesner, ‘Nuns, Wives and Mothers: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in Sherrin Marshalled., Women in Reforma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pp.8-28.
  3. ^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另一相關著作:J. Skocirand M. Wiesner-Hanks eds., Convents Confront the Reformatio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Nuns in Germany(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 Anne Winston-Allen, Convent Chronic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1-17.
  5. ^ Jeanne de Jussie, p.90.
  6. ^ Ibid., pp.60-61.
  7. ^ Ibid., pp.61-62.
  8. ^ Ibid., pp.62-63.
  9. ^ Ibid., p.78.
  10. ^ Ibid., pp.118-119.
  11. ^ Ibid., pp.138-140.
  12. ^ Ibid., p.116.
  13. ^ S.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