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改革与女人

第52期专题文章—2017年5月号

龚立人教授
本院副教授

若问以马丁路德为核心的教会改革带给当时女人最大的衝击是甚麽时,我相信这应是女修道院面对关闭的威胁,因为女修道院对女人建立其宗教经验、宗教身份和社会地位有其重要性。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来源:公有领域

《路德对修道誓愿的判决》

路德在《路德对修道誓愿的判决》(1521年)一书提出修道誓愿有五方面错误。第一,没有上主的道。第二,违背信心的道理。第三,违反了福音的自由。第四,违反了上帝的诫命。第五,违反了一般人情和理性。有修女欢迎关闭女修道院的呼籲和要求,并从中摆脱宗教意识和制度对她们的控制。一个广泛被宣传例子是凯萨琳‧冯‧波拉(Katharina von Bora)和八个修女被偷运离开女修道院的故事。此外,凯德林娜.齐尔(Katherina Schutuz Zell,1492-1562)在牧师娘角色以外,成为其他人寻求帮助的母亲。[1]至於那些不愿意离开女修道院的修女又如何?女修道院比男修道院较多反对教会改革。她们反对教会改革不必然受罗马教廷及其意识形态主使,反而她们可以像那些选择离开修道院的修女一样实践其主体性。主体性不是由外在表演决定,而是由自身决定的。於1525年,纽伦堡(Nuremberg)市议会命令关闭所有修道院。六间男修道院中四间即时自我解散,但在卡雷塔.碧希玛(Charitas Pirckheimer)带领下,女修道院圣加文(St. Clara)拒绝关闭。市议会先派代表说服她们,後恐吓她们。修女被迫每星期听四次新教的讲道、被恐吓要烧毁她们的修道院和被掷石头。又在修女唱圣诗时,新教者在外面高声唱世俗的歌,骚扰她们宗教活动。後来,市议会决定充公这修道院的土地,但这些措施都未成功关闭女修道院。最後,市议会只好容许它继续存在,但不容许它接受新加入者,直至最後一位修女於1590年逝世。[2]以下,我以珍妮.达.祖施(Jeanne de Jussie,1503-1561)的《简短记录》(The Short Chronicle)作为反教会改革另一例子。[3]虽然这是她个人记录,没有代表性,但其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一个在男性主流记录以外的记录,说出女人第一身经验。事实上,女人声音是常被忽略的声音。[4]珍妮.达说,

我承诺我没有写一些我不知道是真的事…我所写的只是很多主要事件的一小部份,目的要使这些事被回忆,以致在未来,那些因爱上主而受苦的人知道我们的先贤跟我们一样受苦…[5]

珍妮.达.祖施对路德跟随者所做的事之记录是否準确不是本文所关注。珍妮.达.祖施的记录要指出,选择加入和留守修道院的不是被迫的结果,反而是自愿的,甚至是一项有意识的抗争行动。

《简短记录》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来源: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珍妮.达.祖施是在日内瓦贫穷嘉勒女修道会(Poor Clares)的修女。贫穷嘉勒女修道会的誓愿是「贫穷、顺服、独身、隔绝」。因家庭财政原因之一,珍妮.达.祖施於1521年(18岁)加入贫穷嘉勒女修道会。她的《简短记录》记录在1526-1547年期间,日内瓦的政治鬥争和教会改革所发生的事。在政治态度上,她支持日内瓦的萨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和主教,不认同政治自主运动和教会改革。因加尔文(John Calvin)要到1536年才到日内瓦,所以,《简短记录》对新教描述主要是路德及其跟随者。按珍妮.达.祖施记录,改革者於1532年11月,到日内瓦传讲教会改革信息。此後,教会改革就在日内瓦发展。於1534年,改革者开始在方济修道院传讲,并於同年7月,获准在贫穷嘉勒女修道会传讲。最终,贫穷嘉勒女修道会於8月离开日内瓦。修女们赤脚前往阿纳西(Annecy)。以下,我只集中探讨教会改革与修道院的相关记录。

珍妮.达.祖施称路德跟随者为异端,而那些持守罗马教廷信仰为基督徒。她记录:

於1518年,充满恶毒、自大,并各种错误的马丁路德,重启自使徒以後的异端和错误。他在巴赛尔(Basel),印刷其思想,并广泛流传到基督教王国,毒害大公教会的王国。若皇帝和王子不惩罚他们,他们将面对永恒惩罚的结果。[6]

对於教会改革的评价,她记录:

日内瓦内有很多好人和好基督徒,但因受政治和宗教迫害,很多人离开这城市,每一个人和地都被撕裂了…因著这些恶棍,教会的圣礼废除了。他们破坏教堂内的圣像…,甚至烧毁教堂和修道院…他们强迫那些起贞洁誓愿的结婚,而他们及其跟随者结婚了。很多神父和修士因缺乏对其誓愿的尊重,跟随他们了…这是教会受迫害时期。[7]

面对迫害,她记录:

有神职人士不尊重其誓愿,利用教会满足其私心,当中有女人和孩子…上主用这些错误和不忠诚的邪恶者惩罚他们。至於那些好修士和修女,他们的被迫害有助他们的救赎,并使他们的功德倍增。很多好的修道院被破毁了,但住在里面的没有被扭曲,他们住在不同地方,仍能继续他们的召命。纵使在伯恩(Bern),多名道明会修女回到自己家庭和做工人,她们没有放弃他们的誓愿…在众多修道院已被扭曲时,只有在贫穷嘉勒女修道会的修女没有改变她们的信仰。除了一个,因为她不是按良好目的加入修道会。[8]

对於基督徒女人对路德跟随者的态度,她记录:

很多女人聚集一起,向路德跟随者掷石头。与她们一起的有最少700位儿童(12-15岁),他们决定履行这责任,保护他们的教堂和修道院。[9]

对於路德跟随者对贫穷嘉勒女修道会的压迫,她记录:

法惹勒(Guillaume Farel)评论贫穷嘉勒女修道会是瞎眼的。若要获拯救,她们要从监狱被释放。每一个人应该向她们掷石头,因为她们是假冒为善。她们想其他人知道她们守独身,但这不是上主的命令,因为这是无法遵守的。她们与方济会修士在晚上一起睡,所以,市议会应禁止她们,并将她们赶出女修道院,按上主命令,使她们结婚。他批评她们分裂城市。只有将她们从女修道院赶出来,这城市就不可能在宗教一事上合一。[10]

1534年8月,路德跟随者进占贫穷嘉勒女修道院。她记录:

在8月24日,他们一群人带著各式各样武器,和平地敲修道院的门。一位兄弟去看个究竟,但其中一人欺骗地说,他是修道院的朋友,「不要害怕,开门给我,我是她们的好朋友。我来是要给她们安慰。」

这兄弟抱著良好意愿开了门,但进来是一群人…他们随处破坏,打碎他们搜出的圣像和书本。他们对修道院的破坏就像他们破坏教堂一样。他们威吓这兄弟说出其他被收藏的圣像等等。结果,他向他们说出收藏的位置。像狼一样,他们用斧头破坏这一切收藏…他们尝试用梯,除下那美丽十字架,但却不成功。

姊妹们知道这一切时,她们极度伤心和惊慌。她们退到圣堂,向上主寻求帮助。那些邪恶撒旦者做完这一切事後,就走到姊妹们地方,打烂门窗。当一位姊妹看见一门窗倒下时,她跑上,挡住门,不让他们破门进入。但其中一门被斧头砍上,快将落在她背上时,上主奇妙地将她移开,使她离开这房间,并重新关上门窗,而这门窗比之前更强。她跑到教堂,所有修女都在一起,蒙上头,在可怜悲哀中,等待者死亡,没有盼望。

…超过150人终於破了门窗进入,带著做邪恶的意慾,破坏一切。当他们进入教堂,大肆破坏圣像。院长和修女们很单纯,并清楚向上主祈祷。很远的地方也听见她们可怕的呼喊。他们对於这祈祷声音很惊讶,并叫,「不要再有这声音。」

院长答,「我们向我们上主呼救,直到我们从祂那里得到帮助和恩典。你们做这邪恶的事,你们凭谁的权柄做呢?政府官员不在这里,我们要求他们解释。甚麽理由使你们来到这里,暴力地对待我们。」有些人被惊吓了,但仍有人像狼一样,没有停止他们对虔诚物的破坏。[11]

珍妮.达.祖施不只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尤其跟贫穷嘉勒女修道会相关的事。她对女基督徒有这样评论,

在棕枝主日上午,那些异端在充修道院庆祝圣餐。已婚男人带他们的妻子来。很多异端的男人有好的基督徒妻子,她们维护神圣宗教,比殉道士受更大的苦,因为当她们不放弃其信仰时,她们就会严厉地被打、对付和酷刑。女人比男人在宗教上时常表现得坚定和持久,尤其在面对路德跟随者的错误时,她们表现得很男人。一个父亲试图强迫他的女儿参与圣餐。纵使面对威吓和暴力,她拒绝参与。最後,他驱逐她离开家庭,不认她为儿女。她最後成为奴僕。[12]

面对新教的压迫,有修女将其修道院改为自愿性的新教修道院。有些被迫转变,选择继续在一个女性环境下过著独身生活。有些被迫离开她们的地方,迁移至认同罗马教廷地区,而这是珍妮.达.祖施所属修道会的选择。这不只反映她们对信仰的坚持,更带出群体生活对修女极其重要。

主奴辩證

虽然路德尊重人自愿起修道誓愿,但现实是,新教以福音之名剥夺女人起修道誓愿的自由。信徒皆祭司的践行使我联想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有关人类的主奴辩證过程。在当时罗马教廷神职人士与信徒关係下,神职人士是主人,信徒是奴隶。一方面,信徒要倚赖神职人士及其建立的制度才可以经历上主恩典。他们没有自身意识。另一方面,神职人士的主人性是倚赖著信徒对他们的驯服和奉献而来。出售大赦一事和路德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论基督教社会的改革》(1520)一书充分反映这种相互性关係。像黑格尔所说死亡的恐惧带来给奴隶的衝击,路德提出信徒皆祭司神学成为奴隶的意识觉醒之来源,并以具体行动挑战代表主人的罗马教廷,实现基督徒自由。在两性关係上,路德挑战了以处女、贞洁和独身等意识形态带给女人的枷锁,但女人并没有从中成为自己的主人,不但因为路德带给女人的新身份仍是由男人建立的特定存在(家庭、婚姻、母亲或牧师娘等角色),更因为在罗马教廷与女人的主奴辩證关係中,女人在女修道院提供的空间创造了的自我意识被否定了和被消灭了。

第一代教会改革者相信他们释放女人了,即从一个退缩、文化限制、性压抑和男性规範的修道院生活转向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他们相信,孩子不需要这麽年轻就被独身誓愿限制,反而他们可以留在家中,被父母的爱与教训包围,直到他们结婚。[13]

当我们视教会改革为一场从奴隶转化为主人的过程时,但女人却只从一种捆绑转成另一种捆绑。虽是如此,但女人从不是被动。她们的声音虽是微弱,但仍有意识改造世界,让世界发生变化。在新教,凯德林娜.齐尔在牧师娘身份下突破主奴关係。在罗马教会,珍妮.达.祖施和其修道院修女以对抗方式,甚至为此负上代价(死亡、暴力、流放),拒绝受路德思想及其跟随者所支配,坚持她们的信仰和嚮往。

有人认为主奴矛盾之可以结束在於再没有主奴之别,但现实是,人类历史不是天国。所以,矛盾继续存在,但辩證继续会发生。这点正是教会改革与性别关係之意义所在。

Footnotes

  1. ^ Merry E. Wiesner, Gender, Church and Stat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London: Longman, 1998), pp.36-46,and Kirsi Irmeli Stjerna,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Malden: Blackwell, 2009).
  2. ^ Merry E. Wiesner, ‘Nuns, Wives and Mothers: Women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in Sherrin Marshalled., Women in Reformation and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pp.8-28.
  3. ^ Jeanne de Jussie, The Short Chron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另一相关著作:J. Skocirand M. Wiesner-Hanks eds., Convents Confront the Reformatio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Nuns in Germany(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 Anne Winston-Allen, Convent Chronic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1-17.
  5. ^ Jeanne de Jussie, p.90.
  6. ^ Ibid., pp.60-61.
  7. ^ Ibid., pp.61-62.
  8. ^ Ibid., pp.62-63.
  9. ^ Ibid., p.78.
  10. ^ Ibid., pp.118-119.
  11. ^ Ibid., pp.138-140.
  12. ^ Ibid., p.116.
  13. ^ S. Ozment,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