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研究情況——學術挑戰、中國化與宗教自由

德詩婷 (Prof. Naomi Thurston)
本院助理教授

譯者：陳沛瑜

中國宗教研究內容豐富，又複雜非常。本文主要簡要說明中國宗教研究的現況及學者所面臨的挑戰。「中國宗教研究」一詞涉獵甚廣，一方面涵蓋中國從古至今的所有宗教活動，例如中國古代宗教及新興宗教運動 (NRM‘s)；另一方面，「中國宗教研究」又指中國學術界或中國政策研究機構中制度化的宗教研究。本文將介紹現代中國宗教研究的一些主要觀點，並參考「中國化」的學術討論，^[1]探討宗教自由的問題，盼望中外學者能就紮實的研究緊密合作，彼此尊重，關注弱勢社群，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跨文化研究。

當代中國宗教研究學者面臨不少挑戰。首先，他們研究的社群中存在各種矛盾的觀點。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如何理解和獲得關於中國宗教的知識的方法也是莫衷一是。在中國和殖民地歷史的背景下，「宗教」不僅是歷史上被指控的概念（特別是在中國和殖民地歷史的背景下），而且時至今日仍很難明確界定。因此，研究者寫作相關文章時不得不借用其他學科的詞彙，來明確表達「宗教」的意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後，到中國實地考察愈發困難，學者難以查閱檔案，或進行民族學及其他形式的田野調查。有一段時間，學者完全無法到中國實地考察。2023年初，中國恢復了簽證服務，又取消了旅遊限制，但要毫無限制地進出有關場所或機構，仍非易事。目前在中國實地考察的海外學者表示，相比以前，現在談論宗教話題時，受訪者更小心翼翼。

其次，宗教學者該怎樣廣泛應用他們的研究成果於政策規劃上？在某種情況下，中國宗教學者被期望支持政策、為政府獻策、調查宗教團體。在此前提下，學者還能否完全與官方宗教政策和意識形態保持距離？這就取決於他們研究的性質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和個人情況了。

許多學者已經透過創新又富意義的方式，將宗教結合到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中，例如將中國的宗教歷史或神學故事融入教研。學者的研究範疇不盡相同，有循聖經研究，有循神學，或宗教研究。在大學裏，各類宗教研究一般隸屬於哲學學院的宗教專業，但並非每所大學也如此。例如，在四川大學，宗教研究系一直隸屬公共管理學院，近年改屬哲學學院。近年在中國，神學研究愈益多元，然而在中國學術體系中，仍非認可學科，只能在指定的神學院傳授。在中國，教授和出版宗教典籍的困難在於，宗教學者不僅要滿足宗教團體的需求，還要在宗教無神論下證明自己的研究有價值。在中國研究宗教困難重重，但學者為了推動或維持其學術生涯，還是得向政府申請「國家課題」研究項目經費。

最後，在研究宗教的過程中，意識形態不僅會影響學者提出和構思問題，收集的訊息，也會影響他們對研究數據的詮釋和理解。宗教學者也是人，也會受他們出生地或定居地的文化影響。有的學者雖離鄉求學，但這並不意味他們會與自己的文化根源斷絕聯繫。相反，離開可能會使他們更親近自己的文化，也更傾向認同自己的身份。薩依德 (Edward Said) 在一篇關於放逐的文章中，就提及過這個觀點，他指，人在國外時，更牢牢抓住自己的身份。而全球流散者的經歷也印證着這個觀點。

研究中國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理論和實踐基督教神學處境化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兩者運用的手法和關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2023年5月，教會和學術界神學家共同參與在港舉辦的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會議凸顯了政府、教會和學術界之間的互動。中國的宗教發展受不同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學術研究、和宗教團體的實況影響。許多年來，中國宗教研究一直密切關注國外的發展。^[2]然而，除了熟悉國情的專家外，許多非中國學者對中國的情況都不夠了解。如果你是外地教會成員，並且在關注中國大陸，我建議你多參與一些關於教會以外的討論，這些會幫助你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宗教和宗教團體的情況。在現代中國，政府政策、宗教團體和學術研究機構等等都相互影響，而所有事務也都跟政治脫不了關係，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若關心中國基督教、基督教群體和宗教弱勢群體，與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真誠、開放地對話，是有其意義的。

多元論述與大陸語境2013–2023

近年來，中國的宗教學者在出國參加學術會議、參與國際研究，與其他學者合作，主辦或組織國際會議，或發表研究時，會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難。宗教學者愈來愈難發表自己的文章，對於需要與全球學者交流的研究人員來說，參與學術活動漸趨困難。當活動涉及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時，更是難比登天。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學者選擇研究政治敏感的話題，而其他學者則認為他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完全離開宗教研究。許多研究哲學或人文學科的基督教學者為了未來的職業發展，選擇隱藏他們的宗教身份，而沒有註冊的宗教組織則在全國範圍內被查封和驅散。眾所周知，自2018年以來，中央政府收緊宗教政策，加強規管力度。^[3]

2021年12月，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了自2012年成為總書記以來，黨中央對宗教事務的關注和重視。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根據中國社會主義民族復興的需要，描述了理想中的「宗教團體」：

「宗教界弘揚愛國精神，講大局、講法治、講科學、講愛心，不斷增進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4]

這種情況與中國的許多宗教團體自我定義的方式大不相同。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指出，很多宗教團體只想自行推動基督教處境化，即「從下至上的中國化」。^[5]同時，無可否認，中國有不少愛國宗教組織明確展示愛國立場，例如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2020年1月初，我參觀了杭州的崇一堂，杭州崇一堂是中國最大的基督教教會之一。那時，國旗飄揚在教堂大樓的大門外，這也是我當年參觀過的大多數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天主教教會的常態，無論是在浙江、湖南還是其他地方。

如今，以我所見，中國的國旗是高高地飄揚在基督教場所內的十字架上，鮮明地掛在教堂聖壇的旁邊。這讓我們不禁想起美國的教堂裏，美國國旗和宗教建築並排展示，或是融入宗教建築的畫面。最近，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篇慶祝中國國慶節的帖子，標題為「愛國愛教：肢體，團體，教會」，這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見的口號。

習近平提出，研究宗教的學者要更理解馬克思主義，要求他們紮實地相信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看法，並用這種信念來進行宗教研究。這是官方對學者的期望。然而，近年來，中國的學者，特別是新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正在面臨另一種更迫切的需求，那就是他們須迎合因國際化而產生的壓力。在疫情爆發前，這種壓力已經到了頂點。為了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各大學都比以前更傾向於僱用那些在世界級期刊上發表過論文的著名學者。如果沒有在國外讀過博士，或至少沒有一到兩個海外博士後經歷，那就連在中國頂尖的大學就業也會很困難。在國外頂尖學府受訓的新進學者，既要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以符合中國的主流政治觀點，同時又要尋求國際學術界發展，面臨這兩難局面，不少選擇到海外發展，對內地宗教及跨學科神學學界可說是一大損失。

2013年於牛津舉行的會議上，學者滿懷期待地談論宗教討論的前景，盼望各方能拋開限制和偏見，達到真正全球化和跨學科的宗教討論。第六屆中國「神學論壇」聚集了來自不同領域、觀點不一的中國神學家、中國基督教歷史學家、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包含歷史學家裴士丹 (Daniel H. Bays)、宗教哲學家何光滬、社會學家高師寧、上海知識分子許紀霖和前北京守望教會長老孫毅等。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信仰與當代中國的思潮」，會議產生了一份由基督教神學家、儒家、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共同簽署的短文：《牛津共識》^[6]。這份文件概述各方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共識」，可算是各方對話的一次嘗試。

2023年8月，成都舉行了宗教會議，名為「新時代中國宗教學的發展研究」學術論壇暨中國宗教學會年會（2023）。這個會議聚集了不同領域的中國宗教學者，他們共同關注各種宗教傳統。^[7]卓新平是該會議中的重要參與者，他亦有於2013出席上述牛津舉行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有別於其他的會議，因為這場會議是一場官方集會，與會者都是新時代中國宗教學的學者。文的主題多牽涉中國的基督教、佛教、「中國特色宗教學」或「中國特色宗教工作」。大部分的論文都在研究宗教在「中國」這個範疇中的發展。宗教研究「中國化」的趨勢非常明顯。

「中國化」這個詞在英文翻譯中有很多種說法。雖然官方仍然將它翻譯為 ”Sinicization”，但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在一些書籍和全球會議上開始嘗試使用新的譯詞。一個有趣的新的譯詞是「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它可用來避免「中國化」(Sinicization) 的民族主義政治含義，或者讓翻譯內容更符合神學的語言。對於「中國化」的理解不同，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問題或威脅，有人認為它是需要執行的政策，還有人認為它是引入學術討論的好機會。中國民族大學基督教學者游斌關注如何使中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愈發接近。當然，不論「處境化」定義為何，很多外國學者、觀察者，以及非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徒都是強烈反對宗教「中國化」的（並非反對宗教本土化）。然而，若能從官方對「中國化」的政治內涵及反對人士的政治背景和宗教自主來說，他們的反對和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宗教論述：中國化與宗教自由

在後毛澤東時代，學者常提及宗教「復興」。^[8]就像我們常說的那樣，中國的文化生活，甚或各層面的中國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都經歷了所謂的「新啟蒙」（「二次啟蒙」）^[9]。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也影響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研究。人們因為思想交流變得更開放而興奮，宗教活動的範圍也變得越來越大。然而，這種趨勢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

時至今日，雖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繼續沿用「改革開放」這個詞彙，也呼籲繼續執行鄧小平的改革政策，然而在任內實施的政策就引起了一些人權組織的注關注。例如，2018年，一項新宗教法規實施，國際特赦組織、自由之家和對華援助協會等團體就曾表示關注政策。美國政府和澳洲政府也曾發表關於人權的調查報告。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領導人選擇了一種新的國家發展方式：首先考慮國家的安全，追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和統一。」^[10]在此方針下，所有公民（包括信仰宗教的人）都應為社會主義社會貢獻。中國共產黨認為讓不同民族適應漢族文化，有助團結各民族。

習近平在關於改革、法治和黨的治理的講話中，強調團結和阻止窒礙黨的發展的因素。這包括外國勢力對中國認可宗教的影響，尤其是對國內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響。2017年，中國發布新宗教條例，下令於翌年年春季實施，其重要變化是，從2018年2月開始，所有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都將直接由統戰部監察和管理，國家宗教事務局被併入統戰部。趙文詞認為，這可能是為了確保中國共產黨能更嚴格控制宗教工作。^[11]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他們的決策不受外國控制，不論是處理宗教問題、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以後的進展，又或是遏制國內恐怖主義，其決定都是獨立自主的。但在修訂條例推出的同年，中國就與梵蒂岡就天主教主教的任命問題達成了協議。這表明中國希望團結國內的「愛國天主教徒」和忠於梵蒂岡的天主教徒。「團結」和「統一」這兩個詞也可用來形容習近平希望「盡可能地團結信徒和非信徒」。^[12]從外表上看，這個想法和已故的丁光訓主教的願景不謀而合。

趙文詞認為，「習近平的政策一直都在嚴格控制和壓制宗教。在鄧小平年代，中國共產黨主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決策根基，到了習近平年代，則多套用中國民族主義。」^[13]趙文詞可能誇大其辭了，因為他的說辭並不能完全解釋現狀。在鄧小平時期，政策主要關注實際的經濟改革。而現在的「中國化」更多包含了一種關於中國優越性的想像。因此，領導者也強調國家主義。何光滬把這稱為「民族─國權主義」(Nationalist-statism)。^[14]至少在宗教方面，習近平在講話中（包括在黨的二十大上）明確要求所有官方認可的宗教都要中國化。中國化 (“Chinafication”)^[15] 的要求，並不僅僅是在習近平時期才有的。卓新平把中國人民對國家的信仰，^[16]從歷史角度描述為一種強大的信念。它能抵抗任何對立的信仰，不管是宗教還是其他意識。

在2018年，基督教愛國組織自行制定了一個「中國化五年計劃」。^[17]或許世事並非偶然，恰好在這個五年計劃的最後階段，也就是我們上文提到，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的領導人員於今年前往香港，參加了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18]

銘記弱勢社群

縱使在中國進行宗教研究存在一些挑戰，如學術問題、政治氛圍和宗教政策的改變，但我們仍然不應該放棄研究。我們應該以開放的態度、嚴謹的學術精神去互相交流，互相學習。這樣，我們才能在宗教和學術研究中找到有意義的共同點。

當研究人員、政策顧問和非政府組織報告涉及中國宗教問題，特別是涉敏感議題，必須確保遵循嚴格的研究倫理規則和道德原則。相關組織在報導內地基督徒的時候，須盡力去核查網上傳播的信息的真確性，及在刊登前獲得受訪者許可，確保參與研究的人員的安全。

研究人員也應該認真檢查所依賴的消息來源，以提高我們的研究和出版的質素。我們設法鼓勵宗教團體之間（包括：感受到壓迫的團體）的對話，幫助那些可能被我們忽略的團體和個人。我們也應該避免政治偏見，盡我們所能去理解政治，不應屈服於犬儒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