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普世‧世界基督教

 

第57期專題文章—2018年9月號

王曉靜博士
本院講師

當我們一同聚集在基督面前,當我們盡可能多地共處於「同一屋檐之下」,基督已然使我們彼此合一了。當我們在禱告中謙卑,我們總會發現我們是屬於彼此的。比以往更甚,今日的我們有機會活出那超越種族、文化與世代的共融。[1]

今年四、五月間,筆者受邀出席了在香港召開的「亞州合一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六十週年社慶圓桌論壇。前者以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及教會之大公精神為研究對象;後者主題圍繞本土神學的構建,講求於在地處境下發掘本土教會的特質與使命。「普世」與「本土」,二者看似為相互矛盾、衝突的兩種屬性,然而在世界基督教發展過程中,二者卻又相互依存,是為一體兩面。一方面,信徒間生發出相互合作、合一、尋求基於共同信仰與實踐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各族各地的基督信仰需要並探尋着如何獨立、多元且處境化地發展。「普世」與「本土」這兩條進路為我們了解世界基督教的發展及特徵提供了雙重視角。

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
T. C. Chao
T. C. Chao

以中國為例,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教會應民族自決意識的增強、社會政治形勢的需要,掀起了一場基督教本色化的浪潮。在此期間,中國教會湧現出一批致力於本色化討論的神學家,如我們熟知的趙紫宸、吳雷川、謝扶雅等。先賢們本着當時在地的處境,探尋着基督教與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及實在(reality)之間的關聯性;與此同時,當中的許多人亦將眼光投注於更為宏觀且俱普世維度的教會屬性。

說到趙紫宸,或許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如何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國社會處境的適應與切合,想到趙氏闡述基督教之相關性、處境化的文字。誠然,趙氏的諸多論著詳盡闡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聯性;[2]然而另一方面,趙氏的文字中還包含了一個常為人所忽視的面向: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以趙紫宸1923年發表於《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的文章〈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為例,文章表達了趙氏就教會的本土性與普世性之間關係的基本觀點。首先,具有本土特質的教會並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其他民族/國家的教會共同連結構成普世大公教會:

普世教會具有多種形態且包含不同宗派,中國教會是這同一上帝教會的多個分支之一。⋯⋯普世教會廣散的羽翼之下,中國教會不單單繼承了普世教會生命的豐富,更延續其大公精神的廣度⋯⋯中國教會,乃普世基督教所出,超越隔閡、邊界、國族差異、並一切的狹隘、爭執和自以為義。[3]

另一方面,趙氏強調教會發揚其普世大公精神的前提是確立其主體意識及本土特質:

要成為一個全備的教會,中國教會需要鄭重地擔負起探尋自我本真的任務。中國教會有其自身處境,血脈中流淌著自己民族的歷史;中國教會需要去了解和救贖自己的民,需要去發掘屬於本民族的、靈性的特質。

正如其他共同組成普世教會的眾教會一樣,中國教會乃是民族的教會。⋯⋯中國教會應儘快推進國人民族意識的成長,透過民族的覺醒,使得中華民眾早日發現其本真,並以其獨特之處貢獻於世界。只有通過民族(national)真正的發展,國家之公民方得以擁有國際化(international)的視野和思維。[4]

在趙紫宸看來,教會確立主體意識及身份認同,與其連結於普世教會的關係,這二者相互依存,並非矛盾。對於教會而言,基督教本土化/在地化首先解決的是教會的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問題。另一方面,在地化從來不應該導致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聯繫的割裂,亦並非單單強調在地化,強調與本土社會處境相適應,同時間卻忽視了與普世教會的關聯,削弱基督教的本真及普世意義。

「在基督裏合而為一」(‘All One in Christ Jesus’)

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的普世合一精神首先體現在跨宗派的共融。今年正值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一百週年(1918-2018),教會創立伊始即聯合了十六個新教宗派,就其規模而論是當時基督新教在華最大規模的合一教會,亦是第一個跨宗派合一的全國性教會。中華基督教會的誕生正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在中國土壤中結出的「初熟果子」。[5]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動力之一,便是源自十八世紀現代基督新教宣教運動的興起,一場世界範圍內的宣教運動帶動了宣教地不同差會間的相互合作。正如Ruth Rouse所言:

儘管(宣教運動)並非以普世合一為目的,但卻在結果上間接促進了普世教會合一的發展。宣教運動的產生並非是要推動間基督徒的合一,亦不是基於任何基督徒合一的理論;不過,運動營造出一種合一的意識,在不同教會的信徒之間營造出一種「和睦感」(‘sense of togetherness’)。[6]

這種合一的意識,很大程度上乃是為着福音傳播的緣故。為避免不同的宗派傳統差異或紛爭影響福傳的核心內容,從而生成的一種相互理解與合作、共融的、跨宗派及國際化的福傳模式,特別以基督教青年會(YMCA & YWCA)及福音性奮興會、如十九世紀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及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最為突出。[7]在世界宣教運動的大背景下,中華基督教會的創立可以追溯到在華長老會差會於1900年義和團之亂時避難上海之際商討的合一計劃。1918年4月,中華全國長老會聯會總會在南京召開第五次會議時,就成立合一教會的探討擴大到了屬公理宗的倫敦會與美部會。會議成立了「中國長老會臨時總會」,並暫定聯合教會名稱為「中華基督教聯會」,是為中華基督教會創立之濫觴。[8]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宗派間合作與共融的理念並非只是普世大公精神在不同社會處境下的延續,如前文引述趙紫宸之言,普世合一精神展現的同時,本土處境所形塑的教會特質亦盡現光彩。中華基督教會首任總幹事高伯蘭(A. R. Kepler)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中向讀者介紹中國教會合一運動及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時,曾這樣描述:

中華基督教會,是由中國信徒根據正宗的信仰,自動而組成的教會。不倡宗派,不分國界,惟求適合中國的國情,應付中國的需要。[9]

何謂「中國的國情」、「中國的需要」呢?彭錦章在1921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鑒》中這樣解釋以「中華基督教會」為會名的用意:

我們在這基督教上,加了中華二字。並不是要分門別派的,來分開基督。乃是因為有那不得不加這兩個的緣故。第一,加上了這中華兩個字,為要引起了中華信徒的「責任」心。第二,為要得那非信徒的「同情」心。第三,因為他的成立,是在基督教的精神中,按着「中國」人的情形組織的。所以自然而然的,應當有「中華」兩個字。[10]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浪潮興起之際,中國教會及基督教組織因著對西方差會的依附關係,為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者所不容。從義和團之亂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一系列反教運動樁樁件件都反映出中國教會與信徒在當時的社會處境下、在「天國子民」與「中華國民」的雙重身分之下的兩難處境。教會內外民族意識的成長亦刺激著教會自立的呼聲。教會自立運動與教會合一運動可以說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歷史的兩條主線。面對反教運動的衝擊、教會自立呼聲的高漲,這「中華」二字,便成為了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在二十世紀中國具體的社會處境下求索的本土化經驗。

類似的合一運動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印度、日本等國家。印度教會合一運動的主要倡導者Vedanayagam Samuel Azariah曾在1927年「信仰與教制」(‘Faith and Order’)會議上呼籲: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合一的教會。我們需要一個印度教會(Church of India),一個可以成為我們屬靈的家的教會,一個印度宗教元素皆可得以自然表達的教會,一個聖而公之使徒教會的具有生命力的分支,一個在分裂之地成為可見的合一的標誌的教會,將人們吸引到上帝的面前。[11]

Azariah
Azariah

Azariah在探討印度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時,首先提出的也是建立一個屬於本民族而非西方化的教會。在此基礎之上,這一本土教會亦須是一個具有普世大公精神的教會。另外,基於本土的具體處境,他特別強調基督徒的合一在對抗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以及種姓制度借助教會宗派差異而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的重要意義。[12]Azariah的文字流露出與趙紫宸相似的教會論思想,合一的教會,既是各宗派間相互連結的教會,亦是民族的教會、在地的教會。

此外,二十世紀教會先賢們倡導普世合一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為民族主義情緒高潮迭起的處境下超越民族、國家、種族的差異與隔閡。「在基督裏合而為一」(‘All One in Christ Jesus’)幾乎成為中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創立的口號,不僅體現為宗派間在基督裏合而為一,更表現在中外信徒和教會間互為肢體的合一關係。早在1910年,中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關鍵人物、中華基督教會首任會長誠靜怡就曾為中國教會合一運動寫下這樣的期許:「與基督的合一,宗派間的合一,以及民族間的合一是三股繩,扭在一起堅強不可摧毀。」[13]同一時期,Azariah也曾呼籲:「東西方之間架起的橋梁,以及在作為人類合一基礎的基督裏增進共同之處並擴大合一的努力,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切的需要。」[14]今時今日,「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的精神亦在諸多方面得以體現與實踐:如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每年五月組織的基督教考察團,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神學院、教會及信徒相互交流,共同敬拜;又如今年八月在香港舉辦「信心與修和之旅—泰澤國際青年聚會」(Taizé Hong Kong 2018)。

世界基督教的視野

認識到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關係的同時,亦需要我們在研究、事奉過程中拓展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的視野。以上所探討的問題、涉及的歷史社會處境,都遠遠超出一國之界。歷史上,基督教從未只是單向發展、單個中心化,而是分散發展,具有本土特性,適應於不同處境中,在世界各地呈多樣性表達。當基督教在新的文化處境中生根之時,不僅外在信仰形式受到影響,其內在內容也在文化處境中得以重塑:本土民眾與基督相遇的過程,亦是以其個人文化形式與思想模式進行表達、作出回應的過程。

拓展世界基督教的視野,一方面幫助我們認識到在地教會與世界各地各宗派眾教會之間的關聯,乃是彼此相屬、同為一體;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們從更廣闊的角度認識自我之特質與價值,普世教會的豐富乃是源於我們每一個堂會、個體的獨特貢獻。眾教會之間不再是百年前宣教差遣國與宣教地教會之間「母會」(older church)與「子會」(younger church)的隸屬關係,亦非所謂「西方」與「非西方」的劃分,而是彼此尊重,互為依存,相互回應與啟迪—缺失任何一方都不能稱之為「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筆者四月出席的「亞州合一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晚宴上,由韓國長老會牧師、印度天主教會神父及印度東正教會神父,以各自語言、教會傳統及認信分別獻上謝飯禱告。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不僅有嚴謹、專業角度的論文研討,來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荷蘭等各地不同宗派、認信傳統的學者之間更進行著關於個人生活、信仰的分享與交流,使筆者深切感受到曾經與文獻中、於紙筆間的研究在生活中活過來,似是重溫歷史,又見歷史片段與今日真實之交會。世界基督教的視野,正是基督教所蘊涵的本土性與普世性在今時今日各族各地的發揚。正如宣教史學者Andrew F. Walls所言:

一方面,上帝按照我們的本我與特質在基督裡接納了我們;另一方面,祂接納我們以使我們更新變化,得以從這個世界的樣式成長為滿有基督的形象⋯⋯這是一個令人頗感愉悅的悖論:當耶穌基督越來越多地被翻譯轉化進入構成我們各樣民族認同(various national identities)的諸思想和生活體系中時,我們共同擁有的基於基督信仰的身分認同(common Christian identity)亦將變得更為豐富、豐盛。[15]

Footnotes

  1. ^ ‘Meditations by Brother Alois, 11 August’, 2018年8月11日瀏覽,https://www.taize2018.hk/resources/meditations-11-august
  2. ^ 例如趙紫宸:〈本色教會的商榷〉,《青年進步》76(1924),8-15;〈社言︰本色教會〉,《興華》21:35(1924),2-5;〈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2:9-10(1927),247-60。
  3. ^ T. C. Chao, ‘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 The Chinese Recorder 54:6 (1923): 350-51.
  4. ^ 同上,351-52。
  5. ^ 張伯懷:〈高伯蘭牧師略歷〉,《總會公報》14:7–10 (1942): 8,U102–0–75–31,上海市檔案館藏。
  6. ^ Ruth Rouse, ‘Voluntary Movements and the Changing Ecumenical Climate’,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eds., by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London: SPCK, 1954), 310.
  7. ^ David Bebbington, Hol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Carlisle: Paternoster, 2000), 78; Charles Price and Ian Randall, Transforming Keswick (Carlisle, Cumbria: OM Pub., 2000), 114.
  8. ^ 陳金鏞:〈長老公理倫敦三會合一之先聲〉,《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8),181-82。
  9. ^ 高伯蘭:〈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28),第3章,2。
  10. ^ 彭錦章:〈華北中華基督教會的近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21),58。
  11. ^ H. N. Bate, ed., Faith and Order: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Lausanne, August 3-21, 1927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7), 494-5.
  12. ^ Bate, Faith and Order, 494; Leonard Hodgson, ed., 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Edinburgh, Aug. 3-18, 1937 (London: SCM, 1938), 52.
  13. ^ Cheng Ching-yi, ‘What Federation can Accomplish for the Chinese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41:2 (1910): 160.
  14. ^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The 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Conference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and New York, Chicago, and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0), 306.
  15. ^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