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寄宿體驗

黃卓諾同學（MDiv）

初抵日惹（Yogyakarta）時，彷彿置身另一個世界。這裏沒有摩天大樓或現代都市景觀，甚至連橫跨市區的天橋也寥寥無幾。建築普遍較矮，平房散佈於城中，與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氛圍與環境形成鮮明對比。儘管日惹不如首都那般城市化，但街頭的塗鴉與流行藝術為城市增添了一種低調的活力，呈現出非旅行觀光的風景。尤其在經歷過印尼國會那段令人難忘又心跳加速的體驗後，這種反差感更為強烈——雅加達展現了印尼現代化的一面，而日惹則處處滲透着濃厚的文化與歷史痕跡。最後，行程迎來了最令人期待又緊張的環節——家庭寄宿（Home Stay）。

家庭寄宿

當同行白德培老師、辦公事同事歡歡和副校牧倩文忍不住露出「得逞」的笑容，留下我們這群「孩子」離開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寄宿家庭的成員。我與Issac被安排住在Emanuel Gerrit Singgih教授的家中，同住的還有他的兒媳Naví和兩位孫子。聽過Gerrit教授的講座後，我本擔心晚上要與他徹夜討論神學，但在家的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樣——他不再是大學教授，也不是印尼最大改革宗教會之一的牧師，而只是一位慈祥、溫暖、熱愛家庭的祖父，儘管家人的信仰不同，他依然包容共處。從他身上，我學到了作為牧者、學者與祖父的智慧。此外，他還有一位已大學畢業、搬出去住的養子。

經過舒適的一夜，次日早晨Naví為我們準備了非常印尼式的早餐：rendang風味的Indomie撈面配煎蛋。雖然簡單，卻充滿用心與熱情。之後，大家換上整齊的衣着，一同前往教堂參加禮拜。我們去的是Gerrit每兩個月講道一次的教會——印尼西部新教教會（GPIB）日惹 “Marga Mulya” 堂。這座教堂位於印尼總統行宮旁，前身是荷蘭殖民政府建造的官邸教堂，殖民時期曾作為國家教堂，與香港的聖約翰座堂背景相似（後者是英殖時期為總督提供禮拜而建）。教堂保留了荷蘭改革宗傳統，聖壇中央甚至刻有一句荷蘭文：「信我的人有永生（Die in mij gelooft heeft het eeuwige leven）」。Gerrit解釋道，印尼獨立後，這句標語曾被遮蓋，因其象徵殖民歷史；但隨着教會本土化改革，他們選擇尊重傳統而非抹去，最終修復保留。相比之前參觀的本土化Ganjuran教堂，這間教會展現了基督教隨殖民而來、卻能轉化為祝福印尼的另一面。

禮拜結束後，我們前往中式餐廳用餐，並教印尼家庭使用筷子，過程輕鬆愉快。晚餐則去了由跨性別者經營的Raminten餐廳，裝潢充滿爪哇蠟染與女神雕像，傳統與多元並存。

來到印尼後，無論是神學院、政府人權機構、國會還是Duta Wacana基督教大學，幾乎每日都提及「建國五原則（Pancasila）」——其核心都圍繞「和諧」。為了符合首項原則「信仰唯一神（Ketuhanan Yang Maha Esa）」，非宗教思想被調整，表面是本土化，實質是國家安全的考量。但Gerrit向我展示了另一種和諧：基於愛的真實共融。他的家庭成員信仰各異（兩位新教徒、兩位天主教徒、一位穆斯林教徒），但他以尊重與接納代替傳教心態，甚至對養育他們的土地懷有深厚的敬畏。這種視野，正是他文章中提到的「宇宙秩序中的神聖（Cosmodisy）」。

寄宿經歷令我反思：和諧並非建基於建國五原則的條文、政治角力或議會席位分佈，而是像Gerrit一家那樣，以愛與接納實踐。像龔立人老師在畢業禮中的講道所言，其實在Gerrit的行李中，也永遠為其他人留了一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