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期印尼交流團分享——2025年8月號
呂惠珊同學（MACS）
2025年5月15日
火車窗外，印尼的田野、天空與房舍一一掠過。這天是2025年5月15日，印尼考察團的第三天。我們清晨五點半集合，從雅加達乘坐六個半小時的阿爾戈塞梅魯號商務列車（Argo Semeru），抵達日惹（Yogyakarta），準備參加下午於杜塔瓦卡納基督教大學（Universitas Kristen Duta Wacana, UKDW）的講座。至此，我對印尼的時間與記憶觀念，已是滿腦子疑問。
為了打發漫長的乘車時間，我信步走到不同車廂。這列高級火車自2023年起投入服務，相當新淨，每節車廂都設有資訊螢幕。有趣的是，我發現每個螢幕上的電子鐘都顯示着不同時間，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是準確的。與我們頭兩天在課室或旅遊巴上所見的不同，這情況發生在這列豪華、現代化的電氣化火車上，顯然不是資源匱乏的問題。當然就此斷定這些錯誤的時鐘是某種刻意為之或無聲抵抗，似乎流於武斷，但它至少流露出一種毫不在乎的集體態度，一種對時間本質的無聲表態。由於這並非我們到埗以來的單一事件，我好奇這根本是一個文化現象。
對印尼人來說，「時間」是甚麼？
考察首日，在雅加達神學院（Sekolah Tinggi Filsafat Theologi Jakarta, STFT Jakarta）參觀時，院長Binsar Pakpahan教授一番話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印尼語缺乏分明的動詞時態，並認為此語言特徵削弱了國族的集體記憶，與重視記念、敘述過去的基督教傳統產生張力。我對此因果關係的推論頗有保留——我們的漢語同樣沒有動詞時態，但不見得中華文化因此捨得不提自己悠久的歷史。
語言是影響還是反映了印尼的時間觀？
第二天，我們拜訪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Indonesia, Komnas HAM），專員Saurlin Siagian先生分享了他作為前社運人士的深刻個人經歷。他憶述他兩次被捕期間受虐的創傷經歷，並在2011年親眼目睹兩人被槍擊、血流如注。如今身為官員，他雖知道當年涉事的警員是誰，卻選擇不作追究。身為基督徒的他說：「我必須忘記。」，因他渴望「成就更大的事」。這份決心，令我思索其與基督教追求公義的呼召是否一致。
面對過去的創傷，遺忘是唯一的出路嗎？
帶着這些疑問，我們來到杜塔瓦卡納基督教大學（UKDW）聽Paulus Widjaja牧師主講「基督教與栽種和平」。
Widjaja牧師先概述了栽種和平的國際標準定義，再闡述新舊約聖經中的觀點，強調對和平有不同層次的理解。我注意到的是，與我們前兩天遇到的講者一樣，他提到了印尼歷史上的屠殺事件，但他也是點到即止，沒有深入細節，這點饒有深意。他們反覆叩問同一個主題：「我們應該忘記嗎？」他引用名言「我們要摧毀的是敵意，而非敵人」（destroy the enmity, not the enemy），又提到「稱義若不導向成聖，便淪為空談」（justification without sanctification is meaningless）。當時我未能完全消化他這些觀點是如何從自身受歧視的華人經歷引申出來，思緒紛陳。
印尼是一個選擇遺忘的國度嗎？
或許，「遺忘」早已植根於其文化，內嵌於語言和生活實踐中，因為印尼文化向來缺乏回顧過去的傾向？抑或，「遺忘」是在國家意識形態「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下，一種為達致和諧而採取的必要而刻意的策略？若社會和諧是最高原則，這是否意味著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和創傷記憶，就必須被忽視、漠視甚至主動壓抑？對歷史屠殺和種族歧視的模糊記憶，就是換取社會和諧的代價？
我沒有能力直接問：「印尼是否一個選擇遺忘的國度？這種做法又是否與基督教傳統相悖？」，而是由不準時的鐘說起。當地學生聽罷都忍俊不禁，我想這印證了我小小的觀察確是說中了一些事實。後來我才得知，這就是著名的「橡膠時間」（jam karet）概念，用來形容印尼人對時間的運用較有彈性，而這種彈性往往自有其一番道理。
我勉力提問，大概詞不達意。Widjaja牧師隨即挪用了另一名句回應我：「你們（西方人）有時鐘，我們（印尼人）有時間。」（You have the clock, we have the time.）以指出我過於「歐洲化」。他甚至帶點自豪地向我展示他手腕上也不準時的手錶。
上網稍作搜尋，我發現這句話的原意，是突顯發展中國家面對西方科技優勢時（尤其在戰爭時期）的耐性和韌力。在此脈絡下，它似乎指向一種不同的生活節奏：一方靠精準機械，另一方則順應自然——他說印尼人不必看鐘，觀天計時即可。我相信這不無道理，畢竟印尼仍是一個農業社會，我們寄宿期間，清晨也聽聞雞啼報曉。但這並非事實全貌——他們依然有時鐘、手錶，火車運作、講座活動等也依時進行。我向我們的學生嚮導確認過，上課和辦活動的時間不至於彈性到依太陽行事。可以肯定的是，香港與印尼都同時活在「事件時間」（event time）和「時鐘時間」（clock time）之中，只是香港更側重效率，明顯事事講求「時鐘時間」，追趕一條又一條的死線。
關於缺乏動詞時態導致時間觀念薄弱的說法，現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似乎傾向反對語言學家沃爾夫（Benjamin Whorf）的語言決定論假說，但這點我未及深入研究。若此說為真，便推翻了雅加達神學院院長關於印尼是個善忘國度的語言學論點。
那麼，Siagian先生為了更大的事而選擇遺忘創傷，這又是否合乎基督信仰？這與Widjaja牧師所倡議的解決方案（饒恕與和解）又是同一回事嗎？後來，我翻查Widjaja牧師的博士論文《Character 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Appeal to the Indonesian Churches amidst the so-Called Chinese Problem》（暫譯為《品格塑造與社會轉型：在所謂華人問題中對印尼教會的呼籲》），他引述並認同歐思伯（David Augsburger）在其著作《Caring Enough To Forgive: True Forgiveness》（暫譯為《饒恕之愛：通往真正的和解》）的觀點，指出遺忘並非達至饒恕的策略，而是饒恕的結果——當兩位作者勸我們別執著往事，他們並非想指遺忘本身提供療傷；而是盼望有朝一日，我們都能發現自己已經不常記起，已經不再受昔日傷痛的權勢轄制了。
走筆至此，我思考的迷霧仍未散去，我還是在問：印尼樂於遺忘嗎？應該遺忘嗎？基督信仰處理昔日傷痛一事上，可有別於遺忘的獨特進路？儘管如此，但有一點卻變得無比清晰：這次考察團讓我從此對印尼這片土地多了一份牽掛，更開啟了我的反思之旅——借鑑亞洲其他地區的處境，觀照自身的文化與實踐。
參考書目：
Augsburger, David W. Caring Enough To Forgive: True Forgiveness. Ventura, California: Regal Books, 1981.
Widjaja, Paulus Sugeng.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Appeal to the Indonesian Churches amidst the so-Called Chinese Problem.” Thesis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chool of Theolog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