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期专题文章——2021年6月号
（编按：德诗婷教授(Prof.NaomiThurston)因疫症关系，上学年未能由美国来港履新，获香港中文大学有关部门特别安排，由2020年9月起以本院客席助理教授身份透过网上方式教学。她本年3月10日终于顺利到港，并于3月31日完成隔离，到神学院履新，成为本院助理教授。）
德诗婷(Naomi Thurston)
本院助理教授
「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真正的汉语神学从中国和台湾的神学院中涌现出来。因此，尽快将这些作品翻译出来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领会到跨越各种界限的基督教思想的丰富性。我们是时候调换『老师』与『学生』的角色了，这样，真正的对话才可以展开。」
莫特曼 (2003)[1]
我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充满着喜悦与成长的机会。我获邀教授一个研究生课程，课堂内容讲述华语世界对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思想的接受史，其后也进一步讨论不同文化、学术、神学环境是如何回应莫特曼的理论。在授课主题上，课程也可谓五花八门：有莫特曼与女性神学（除了其他的「解放神学」外，还包括了黑人神学和拉丁美洲神学）、莫特曼与神秘主义、《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政治神学、以及莫特曼跟北京与香港学者的交流。我还邀请了莫特曼以前的博士学生——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洪亮博士与我们分享他对《盼望神学》的研究与见解。除此以外，我在学生的讨论和论文中，喜见他们对此题目的兴趣，甚至是在现实中的应用，其中有一位学生的论文便讨论了莫特曼伦理学可如何应用在他自己的专业范畴上。学生在发掘研究兴趣的过程中，也教会了我从不同角度讨论和思考神学。在听毕洪教授的分享后，有一位学生甚至即以莫特曼的盼望神学为题，作诗一首呢！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知识份子一直积极引入西学，其历史可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第二阶段为九十年代，那时的学者开始将翻译及理论回应系统化及学术化；第三阶段则是在千禧年代初，那时起便开始牵涉一些人物和专业话语了。在第一阶段的「文化热」，一些具影响力的作家将西方哲学及文学传入华语读者群，这些作家包括人气书丛《文化．世界与中国》的时任主编甘阳(1952–)[2]。随着国人对文化艺术的参与度逐渐提升，社会也逐渐对宗教及神学议题产生兴趣。这些议题在一个世纪前、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反基督教运动中，曾经惹起一连串公开激辩，而其时的基督教知识份子亦曾于各大期刊中发表护教著述，捍卫其信仰及教内机构。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学者们对于神学和宗教的研究更加活跃发散，而那些为大学里的基督教研究奠定基础的人士，他们的研究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曾担任某个有影响的学术翻译期刊主编，并受过神学训练的著名学者刘小枫（1956–），他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神学写作之后，将注意力转向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并且鼓励对中国古典作品进行新的解读。此外，刘小枫亦将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著作引进中国学界。就施密特的政治神学，莫特曼曾作出激烈批评，甚至多番公然向中国学者指出，施密特理念背后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与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可招致严重后果。论及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刘小枫和甘阳可算是其创始人，而施特劳斯学说（以及某程度上的施密特学说）也在中国政治家和哲学家中，掀起了一股学术潮流。这个现象不仅限于施特劳斯和施密特，有许多近一世纪的西方学者亦曾引发新思潮，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与尤尔根．哈伯玛斯(JürgenHabermas)。事实上，莫特曼是这群西方学者中较鲜为人知，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非专研中国的学者，却又在改革开放、教会及神学院重开之后，多番与中国学者对话。他在香港及中国的直接参与，可追溯至后毛泽东时期回应西方思想的过渡期。当评价莫特曼时，大多指他协助中国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3]正如哈伯玛斯也被中国人评价为「左派哲学家与法兰克福学派传人」一样。[4]
莫特曼的神学研究方法十分契合于教会与学界、世俗学者与以信仰为基础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模式。这种论述方式也在中国基督教，以及汉语基督教研究这两门学科里受一些学者的推崇。在2014年，莫特曼出席了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北京高峰会。会议中，他与全国不同学者共同探讨全球神学的发展，当中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神学、环境伦理，以及莫特曼的「盼望神学」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联。莫特曼在其中一场会谈的开场白中表示：「我能带给你们的，是关于盼望的哲学理念。中国的未来，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去发掘。」莫特曼对盼望的见解，与当天在场的许多中国学者引起了共鸣，其中宗教哲学教授何光沪就表示，他对莫特曼的神学理论愈感认同。他会认真对待这一神学挑战，并且从全球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未来，从而超越施密特式的敌我区分和在当今世界甚嚣尘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思潮。
莫特曼的作品在八十年代开始被翻译成中文，[5]那时正值改革初期，引入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波西学。莫特曼的许多书籍，包括他最有名的著作，都是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的。《盼望伦理学》(Ethics of Hope) 在2015年由王玉静进行翻译，而其他几本著作也现正被翻译或重新编译。有不少中国学者都对莫特曼的理论感兴趣，但这些学者多数都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例如香港和台湾，且活跃于当地的教会与神学圈子。他们的研究对象多是莫特曼的三一神学、圣灵学和天国神学，且常牵涉「终末盼望」。[6]中国人文学者，以及来自学术多元但无宗教背景的宗教学者，都曾研究莫特曼的思想，其中便包括了杨华明和著名比较文学与比较宗教学学者者杨慧林。有趣的是，他们研究莫特曼思想／神学的目的，皆是为了探讨一些非传统的问题，思考对基督教的理解不再侧重一神论，而是偏向自我批评时，所产生的现象。杨慧林写道：
「作为欧洲人，他认为『欧洲的神学不应再以欧洲为中心』；作为男性，他相信『神学不应再以男性为中心』；他生活在『第一世界』，但是他所建构的神学『不应该反映宰制者的观点』，却『应该使人听到受压制者的声音』。总之，神学『在自身的脉络中必须放弃自我立场的前设绝对性』。[7]如此的黄钟大吕之声，始终回荡在莫特曼政治神学与生态神学之间，其中的『盼望』也将相关讨论真正带入了问题的核心。」[8]
在台湾神学院任教系统神学的林鸿信教授曾撰写长文评述莫特曼的神学，将其《盼望神学》与2018年新修订的莫特曼作品全集进行比对研究。另一学者邓绍光则对莫特曼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深感兴趣，多番撰文阐述其神学理论。邓绍光对近代中国与基督教的对话贡献良多，曾在研究中比对德国神学（尤其莫特曼理论）与中国哲学的异同，又在《莫特曼与道家哲学》(“Jürgen Moltmann andDaoist Philosophy”) 一文中，释述莫特曼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在该论文中，邓绍光写道，莫特曼将上帝创世理解为一种「自我限制与消除限制」(zimzum) 的行为，然后又将其与老子「自然无为」之说进行比较。[9] （上课时，我的学生都对这篇论文特别感兴趣，又很好奇莫特曼是如何理解《道德经》。）此外，另一位学者曹静亦曾分析莫特曼早期对大自然的人为破坏所作出的神学回应。曹静认为莫特曼的生态神学（启示神学）与约翰．科布的生态神学（哲学神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共同建构了一种「生态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正好能回应当代社会现代化的问题。[10]同时，赖品超教授又指出：
「在生态问题上，只有少数西方基督徒曾尝试与其他信仰进行对话，当中透过中国传统哲学（尤其儒家及道家思想）理解生态的，可谓少之又少。莫特曼是一个例外。他非常欣赏中国人在《易经》和《道德经》中显露的智慧，例如『平衡』、『协调』、『无为』等概念。他又认为中国人的生态观是与犹太人传统的安息日 (Sabbath) 相互兼容的。」[11]
莫特曼与华语世界广大学者的持续对话，显示了中西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在华语世界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尝试与东方进行对话。莫特曼曾提出，中国学者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神学，是相当重要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莫特曼对苦难和解放的见解、其天国神学，以及其神学道德观，都一直在启发中国学者。在亚洲，莫特曼神学的传入亦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其中在日本及韩国流传尤广。在他的其中一本系统神学著作─《生命之灵》(1991) 中，莫特曼在前言特别鸣谢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学生，感谢他们在圣灵学、圣灵相对独立性的课题上赋予他灵感。他又特别感谢台湾籍的林鸿信对圣灵的位格所作的研究。有不少博士生都曾以莫特曼神学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其中不乏韩、中、日三国的学生。莫特曼的十架神学曾被学者拿来与《上帝之痛苦神学》(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 作比对研究，他又曾与亚洲五旬节派信徒（如赵镛基）对话。众所周知，莫特曼亦对民众神学兴趣深厚。
莫特曼曾与多个地区的学者建交。在众多地区之中，我认为他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莫特曼与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该研究所促进了数本重要著作的翻译活动，有好几本新译或重译版本都即将面世，而也会偶尔赞助这些翻译活动。再者，莫特曼的神学和香港教会息息相关，不过，有人对此进行批评，认为他应该在自由民主一事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莫特曼的政治神学以「基督徒应在社会发声」为前题，提出政治应该反正统文化，必要时亦应改变现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受压迫者应该团结起来，争取公义，而基督徒也应该以此为己任，为世界带来新希望。莫特曼如是说：「这是一个散居各地、播种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放弃自己、自我牺牲的时代。因为，我们正站在新时代、新天地的临界点。」当有人请他评论中国教会，并为面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基督徒作出建议时，莫特曼的回应不离地，且乐观：「你们不应以西方教会作标准。你们可以在中国寻求耶稣的道，而那才是真正属于你们的道。某程度上，莫特曼可谓连结了我童年时在德国的生活和基督信仰体验。因此，我希望将他的思想带到中大，分享给同学。虽然在疫情之下，我「被困」美国东部，无法亲身到达中大，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当然，个中仍有不少难关要一一克服：时区之别、港美之距，使我们身处不同时空之中，有时甚至连两地的日期也不相同。但在这种奇怪的设定之下，我们的讨论内容和共通点往往便更形突出。课堂前后，有时我们也会闲聊，而在某意义上，这些闲聊是极具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姑且离开冷冰冰的电脑屏幕，与彼此的生活真正连结。此外，学习广东话也是我的一个成长经验。我以前曾侨居四川、湖南和北京，但这些地方的文化与香港文化完全是两码子的事。作为一个外国人，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和学生的角色是互换的：你们向我学习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是在向你们学习？或许在这一点上，相信莫特曼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翻译：陈沛瑜）
Footnotes
- ^ 其他例子包括郭鸿标 (Benedict H. Kwok)、洪亮，以及莫特曼前博士学生邓绍光及林鸿信。
- ^ 据杨华明考究，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莫特曼著作为《为甚么我是一个基督徒》（台南：人光出版社，1984），该书由台湾神学生郑慧姃译成，转译自英文书Experiences of Go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0) 以及其他德文著作。
- ^ 杨慧林：〈信仰的言说如何介入现实世界：莫尔特曼与「盼望」的价值〉，《基督教文化学刊》34 (2015): 5-6。
- ^ Andres Tang, “Jürgen Moltmann and Taoist Philosophy: Focusing on the Creation and the Otherness of Ecological Nature,” in Sino-Theology and the Thinking of Jürgen Moltmann/Sino-Theologie und das Denken Jürgen Moltmanns, ed. Thomas Tse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25-44, 35. See also Moltmann’s intellectually adventurous essay on the 道德经 entitled, “Tao – The Chinese Mystery of the World: Lao Tsu’s Tao Te Ching Read with Western Eyes,” in Jürgen Moltmann, Science and Wisdom,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2003), Ch. XII, 172-193.
- ^ 曹静：《一种生态时代的世界观：莫尔特曼与科布生态神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同见曹静：〈仆人，女儿，朋友：莫尔特曼的基督徒自由观及其生态意义〉，《基督教思想评论》12 (2011年1月): 241-257。
- ^ Jürgen Moltmann and Thomas Tseng, “Vorwort,” in Sino-theology and the Thinking of Jürgen Moltmann, ed. Jürgen Moltmann and Thomas Tseng, Internationale Theologie 10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ix (translation mine).
- ^ 见David Ownby’s对甘阳的介绍, “‘Unifying the three traditions’ in the New Era,” in Voices from the Chinese Century, edited by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9), 29-41.
- ^ 见杨华明：《十字架上的盼望—莫尔特曼神学的辩证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 Gloria Davies, “Habermas in China: Theory as Catalyst,”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 2007): 61-85, 61.
- ^ Jürgen Moltmann, “Preface,” i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The Doctrine of God (Fortress Press, 1981), xii.
- ^ Pan-chiu Lai, “Ecological Theology as Public Th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11. Special Issue: Public Theolog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2017): 477-500, 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