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作為雜揉性宗教 (Hybrid Religion)

溫誠敦（Bruce Worthington）
本院助理教授

何謂基督教？

我們正處於基督教一個重大轉變之中。我們總是處於轉變之中。基督教的轉變並非罕見，每隔幾年，基督教就要應對其內部的張力、改革、分裂、科技發展和道德分歧等挑戰。我們已經習慣了那些末日預言者的說話：這是最後一根稻草，是基督教的謝幕。人工智能可能會取代一切。最近有證據顯示出兩個趨勢：傳統基督教模式正顯著衰落（如參與教會聚會、洗禮和禮儀等的人數下降）。與此同時，自稱基督徒的人卻在加增，但他們不一定相信上帝，或具有傳統信仰的其他標記（參見Tobias Cremer, The Godless Crusade: Religion, Populism and Right-Wing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West, 2023）。借用我們文化所熱衷的身份認同用語，基督教正從一種宗教信仰轉變成一種身份認同，一種不帶宗教或教條色彩的文化符號。這種從宗教信仰到身份認同的轉變與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崛起同時發生，即基督教成為國民身份的一部分─在名義上，成為美國人就是成為基督徒，但鮮見於實踐層面。基督教從宗教信仰轉變成身份認同這種情況，提供了有趣的背景讓我們思考：若基督教有其本質，那會是什麼？

基督教在本體論上的不完整性（Ontologically Incomplete）

讓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去年夏天，我經歷了喪母之痛。她在2024年6月底在加拿大因肺病離世，當時我正在蒙特利爾參與加拿大聖經研究學會的年會。母親─作為生命的賦予者，於我宛若神明；她的離世猶如尼采意義下的諸神之死，給我的神學信念鑿開脆弱的裂痕。雖然我的家庭並非原住民或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但我們在薩吉恩第一民族29號保留區（Saugeen First Nation #29）擁有一間湖畔小屋。我曾住在那裏，並在蘇格蘭定居點完備福音會（Scotch Settlement Full Gospel Church）聚會。在第一民族原住民社區的基督教教會聚會是有趣的經歷。我對加拿大基督教殖民主義的歷史感到愧疚，但我隨之終於開始珍視本色化基督教所實踐的雜揉概念，愈加意識到基督教在本質上一直都是一種雜揉宗教。話說回頭，社區內一個重要的原住民葬禮習俗是點燃「聖火」。根據原住民的信仰，這火光可以引領逝者前往先人之處。這趟旅途既漫長又危險，因此點燃聖火是讓逝者在旅途中得到支援（參見Isaac Murdoch, The Trail of Nenaboozhoo and Other Creation Stories, 2019）。

在這種景況下，我自己做了些甚麼？我的基督教神學資源難道不足以幫助我處理母親進入來世的景況嗎？作為一位基督教神學家和神學院的教授，我懷疑我在信仰資源中苦尋所需支援，而後轉向原住民長老們的傳統進路，並非因為缺乏知識。在接下來的短文中，我旨在提出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種雜揉宗教。它一直都是如此。

這裏我不是在主張共融超越（shared transcendence）這個普遍觀念（即一個上帝，但有不同的表述），也不是主張「淡化的普世主義」（bland ecumenism；即上帝終究是不可知的，所以我們只能以宗教方式慶祝這種有限性）；相反，我只是在說，基督教的特性在本質上就存在着一種矛盾或「缺欠」，這使得真正的基督教無法透過孤立的宗教運動（confessional movement）來實踐。基督教的局限性，即其缺欠或矛盾，用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話來說，是本體論上的（Zizek, 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 2024）。這意味着基督教必須不時從其他宗教（甚至世俗無神論）中乞求、借用、竊取和掠奪思想，以便真真正正成為一家之言。這種識別並不創新，而是銘刻在信仰的起源中，某種意義上顯示出當我們與其他信仰和思想互動時，我們便是最「基督教」的了。因此，基督教的雜揉性，也稱為其「本體論上的不完整性」，是基督教普世主義和跨宗教甚至世俗對話的先決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普世主義和跨宗教對話是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兩個核心價值，也是我選擇在該院任教的主要原因。

雜揉性作為一個後殖民概念

雜揉性這一概念在後殖民批判領域中聞名，通常用來描述被殖民者同時擁有多重意識形態或文化認同的能力，從而創造出新的主體性和身份。雜揉文化「顛覆了固定的身份概念，並挑戰二元對立，皆因它採納了兩者之間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這些雜揉空間為文化調適、抵抗以及創造新的表達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可能性。」（Bhahb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這個概念不僅對建構文化身份和表達有幫助，對宗教身份的建構也很有用，特別是作為其表達方式之一的基督教。雜揉性其實就是哲學家所謂的「辯證性」（dialectical），即身份以至像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忠誠往往是根據現有的文化坐標進行綜合或創造的結果。以上例子─加拿大的原住民基督教─突出了宗教雜揉性的價值，特別是它就着去殖民化作出調適和抵抗，甚至是建立新的宗教身份的價值。或許你已經猜到，我不是一個保守的人，所以我今天的目的不是去約束或限制這些新的宗教身份，而是提出雜揉性正是基督教在本體論上不完整的一種症狀或標誌。基督教起初就是雜揉性的宗教，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基督教作為羅馬宗教

當然，我們應該記得，基督教本身最初是被殖民者的宗教，在某種意義上，被殖民者最了解它（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1973）。早期基督教其中一個主要關注，就是如何與其殖民地統治者羅馬帝國互動，特別是一些倫理問題，例如吃祭偶像的肉（羅馬書14:1—14）或服從羅馬政權（羅馬書13:1—7）。信徒應該如何與羅馬的諸宗教互動呢？在古代世界中，宗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類別，最早期的信徒在政治和宗教領域與羅馬帝國互動，因為它們是密不可分的。保羅給羅馬教會的書信就是在探討羅馬帝國的宗教互動：例如，是否應該吃獻給羅馬諸神的肉？在小亞細亞和羅馬帝國其他地區的大多數城市，當地的食品市場（肉類市場或屠宰場）很多時都是位於當地神廟旁邊。這意味着大部分在市場中購買的肉，很可能是剛獻給羅馬神祇或皇帝的動物。對於那些能夠負擔肉食的人來說，食用祭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市場上販賣的肉就是直接來自羅馬或希臘的祭壇。圖為公元79年位於意大利龐貝，與食品市場或「肉市場」相鄰，供奉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羅馬神廟：

保羅對吃肉問題的回答，與啟示錄中約翰的回答截然不同。保羅在基督教與羅馬諸宗教之間展現了高度的靈活性，在某程度上允許信徒與帝國的飲食和神明有所接觸：「其實，食物不能使我們更接近上帝，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哥林多前書8:8，和修本）怎樣才算是「屬於世界」？早期基督教對於「屬世」（羅馬書12:2）的界線反覆斟酌，對於與「宇宙」的辯證關係，新約作者則以獨特和多樣的方式進行協商。

早期的基督教當然不是羅馬帝國的首選宗教，但它確實仍然是帝國內的一個宗教，即使只是帝國內被忽視和不被認可的一員，因為基督教使用了帝國的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地點（羅馬、雅典、小亞細亞）、民族（猶太人和希臘人）、家庭規範（歌羅西書3:18—4:1；以弗所書5:21—33；提多書2:1—10；彼得前書2:13—3:7）以及哲學思想（約翰福音1:1中的「道」[Logos]；歌羅西書1:17中的斯多葛主義[Stoicism]），以新穎的方式建構了一種雜揉宗教身份。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早期基督教並不比其他被忽視甚至迫害的宗教或群體更「反帝」，因為這些群體也在積極尋求在更大的政治和宗教領域中被接納。在我們思考羅馬生活的「整體性」（totality）時，我們必須納入那些在羅馬受逼迫的不同宗教和民族，即使它們是受忽視的一群。我們必須超越新教的虛構想像：這種想像認為基督教在早期是固定的、正宗的，後來卻因其文化糾纏、甚至是與帝國糾纏而腐化。基督教一直以來都與其文化處境辯證地糾纏在一起。

如此把基督教視為帝國內的一個宗教，就正好解釋了，為何到了公元四世紀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時代，基督教會成為帝國的單一官方宗教，自相矛盾地實現其雜揉性。在此，當基督教與羅馬世界進行深入的互動，羅馬的理想理念、哲學（尤其是斯多葛與新柏拉圖主義）、族群，以及最重要的羅馬宗教，都影響了早期基督教作為雜揉宗教的建構。

在猶太教內的基督教

桑德斯（E. P. Sanders）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有力地證明，基督教不僅透過與帝國互動、而且可能最激烈地透過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糾葛，來構建其原始身份。第二聖殿猶太教就是耶穌和保羅的猶太教。離開了猶太教的背景，便無法理解早期基督教的處境，也就無法理解其本質上的雜揉性。猶太教是認識和接觸基督教的重要媒介。斯拉沃伊·齊澤克指出：

基督教之所以在諸宗教中獨一無二，還不是因為它必須透過另一個宗教（猶太教）才可以被理解嗎？其神聖著作─聖經─分為兩部分：舊約和新約，因此人們必須通過第一部分才能進入第二部分。^[1]

新約研究轉向把保羅、耶穌、約翰和新約置於猶太教的背景中，甚至把它們視為猶太教本身的一部分。這一轉變無意中突顯了早期基督教的宗教表述中的原始雜揉性質。若脫離了當時猶太和羅馬的情況，便無法理解基督教這些宗教表述（參見Cirafesi, John within Judaism, 2021）。

令我驚訝的是，在早期基督教的「黃金時代」，至少在其第一世紀，基督教並沒有專屬的神聖文本（他們與猶太教共用宗教文本），也沒有專屬的宗教建築或聚會空間─直到公元二、三世紀信徒可能仍然去猶太教堂、租用房屋，或佔用墓地。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基督教有其「黃金時代」皆因他們沒有自己的聖所和文本（參見使徒行傳）。至少到了公元三世紀，杜拉—歐羅普斯（Dura-Europos）家庭教會的考古證據才顯示，基督教有獨立或獨特的建築或崇拜中心（公元232—256年）。正式宗教所具有的許多標誌（如聖典、聖所），在基督教最初成形的時期都不存在。基督教缺乏本體論內容，即使在其最初成形的「黃金」年代，人們也無法小心翼翼地、單獨地把它與猶太教區分過來認識。

因此，基督教在本體論而言是不完整的，不能單憑參考其自身歷史來理解；其構成的內容必然是辯證的、綜合的，總是體現出宗教的雜揉性。早期基督教的雜揉性，很可能是受其前身─第二聖殿猶太教─的影響。猶太教是一個民族宗教，同樣展現出適應性、流動性和文化雜揉性等特質，可謂一脈相承。

是什麼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無神論者

與其天真地尋求共融超越（shared transcendence），或共同相信一位造物主，倒不如說我們其實是因着本體論上的不完整而與其他宗教產生共鳴。本體論的不完整性並非基督教獨有，它是所有宗教的共同點─尤其是在現代之後。普世性和跨信仰對話的實踐本身就是共同承認我們所有的信仰傳統（如果我們真的承認的話）都圍繞着某種程度的「缺乏」、「矛盾」或「不完整」。現代神學對這種缺乏有一個名稱，即無神論。

正如希臘語 “a-theism” 中否定前綴（“a-”）所表示的，無神論「無」自身具備的內容，它只能透過所否定的對象而被認識，因此，它的存在取決於與其宿主的辯證關係，有時甚至是對立關係：在我們看來，此宿主就是基督教。但正如無神論沒有特定的身份或內容一樣，基督教本身也無法避免這種情況。正如齊澤克指出，基督教必須通過無神論才能在世界上建立自己（Zizek, God in Pain, 77）。因此，基督教與無神論是辯證的拍檔，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另一面就無法被確立。齊澤克經常引用天主教神學家契斯特頓（G. K. Chesterton）與現代無神論互動時的發現：

「當世界在震動，太陽從天上消失時，這不是在十字架上的受難，而是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承認上帝被上帝拋棄的呼喊。現在讓革命者從所有信條中選擇一信條，從世界上所有神明中選擇一位神，仔細權衡所有總是反復出現和擁有不變大能的神。他們不會找到另一個自己曾經叛逆的神。不僅如此（此事太難用人類語言來描述），但讓無神論者自己選擇一位神。他們只會找到一位曾經表達過他們孤寂的神；只有一個宗教，其中上帝似乎在瞬間成為一位無神論者。」（Chesterton, Orthodoxy, 257）

因此，試圖不涉及或不參考無神論來構建基督教是不可能的，因為無神論嵌入到基督教的辯證結構中，這是上帝已採取的立場。基督教─本身內部─就包含了矛盾，這種矛盾不僅存在於信徒身上，也存在於神格（Godhead）之中，因為上帝在十字架上拋棄了上帝（馬太福音27:46）。同樣，人們在建構世俗世界觀時無法離開宗教，因為無神論本身並無本體內容。二十世紀的世俗樂觀主義、無神論精神，已被宗教這一類別的持久生態所削弱，因為宗教不斷以多種方式產生新的自身形式。

無神論在信仰的餐桌上用餐

關於上帝的本質，我們至今並未達成一些共同的正面概念、也未同感一靈，或甚至援引卡爾·拉納（Karl Rahner）的話：「一個匿名化的基督教」（an anonymized Christianity）；我們的宗教和宗派之間的差異巨大，有時甚至不可調和。自由派基督教誤以為可以用同質化視角來看待宗教。所以，真正的「宗教間對話」不僅是分享信仰的正面內容，也要承認宗教之間的矛盾、疑惑與缺失─這種共有的不完整才是我們共同之處。正因為這樣，無神論─代表着這些間隙，就是我們多種宗教傳統之間的空間─把我們連結在一起，讓我們共同承認自己的不完整。承認這種本體上的不完整，正是不同宗教進入真誠對話的第一步。如此一來，無神論者、非信徒、終極的「他者」，作為矛盾與不完整的代表，也應被邀請來到信仰的餐桌前，這些矛盾與不完整正是所有信仰傳統固有或內在的狀況。

結論

當我們投入宗教間或普世的對話時，就是承認在我們之外還有其他傳統，我們在自身和我們的傳統中認知到缺失，並且只有透過與他者（有時甚至是無神論）互動時，才能更完整地成為自己。無神論者已經在我們之中、在我們之間─他們其實也是我們的一部分。認識到這種內在的缺失─不僅僅是謙卑─更是宗教間對話的前提，也是宗教去殖民化任務的必要步驟。強調基督教的雜揉性─不僅是它在現代的實例，甚至在古代亦然─正顯示出基督教這種固有的、在本體論上的不完整。二千年過去了，也許我們該習慣這一狀況了。

正如本文起首所言，基督教已經開始從信仰轉變為一種身份，而最明顯體現這種轉變的，就是把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西方社會。隨着基督教為了追求文化認同而不斷犧牲自身的宗教屬性，其神學家們開始變得更像政治學家，焦慮地找出問題所在。在這種轉變下，普世或跨宗教對話在未來會是怎樣？我們還需要區分真正的跨宗教對話和多元文化主義嗎？基督教民族主義在西方及其他地方興起，正是身份成為了現實的主要參照點之結果。

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話來說，在雜揉性宗教中，沒有什麼是真正「成了」的。雜揉性宗教無需護教者，行竊的人總知道自己在搶劫什麼（馬可福音5:27）。願我們有勇氣去調適，甚至以拼死的決心，去創造全新形式的互動以及去殖民化的生活方式。

編按：本文得以翻譯成中文，有賴多方協助。本文初稿由Anthropic開發的Claude 4 Sonnet大型語言模型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著名翻譯黃家燦先生（11' MATS）為譯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並進行了修改；同時，亦感謝編輯吳秀麗姊妹的耐心審校與潤色。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