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關瑞文
本院副院長／教授

早前與一位博士生討論她的論文構思。她深受南韓民眾神學所吸引，尤其當中一組辯證概念：han和dan。她想以這組概念，為香港做處境神學類型的實踐神學。^[1]聽罷，我很欣賞，但急忙補充：「處境神學，不光是提倡為當下處境做神學，也力求認清，所有神學都是在特定處境裏生成的，並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處境神學。別人的神學，可參考，但不能搬字過紙。」然而，han和dan的想象框架，的確可為此時此地的神學，提供靈感。

首先，讓我們簡單看看，han和dan是怎麼一回事。Han，翻成漢語，就是「恨」。「恨」所指的，是無語問蒼天之大苦，它是一種從朝鮮／韓國歷史經驗所積澱出來的集體哀怨感。按民眾神學家徐南同^[2]所言，「恨」所指向的苦，不只是個人層面的苦，更加是文化上的、社會結構上、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歷史裏的、存在性的、天意弄人的苦，是一種集體的挫敗感、無力感、委屈感和虛無感。怪不得，不少韓劇，總散發着一種莫名的哀怨，是故美麗背後總有傷感，生死戀總給命運作弄，親情中總埋藏着操縱，就算溫柔的擁抱都總露出暴力的臂彎。這些悲喜劇所承載的濃烈氣氛，經常是催淚的，總讓觀衆情感上下狂飆。也許，這是朝鮮歷史經驗所生成的主體性。

至於dan，翻成漢語，就是「斷」。「斷」與「恨」兩者相生相剋，矛盾而統一，推動着朝鮮歷史的進程。「斷」是一種歷史精神。在個人層面，它呼喚民眾不要自捆於挫敗感、無力感、委屈感和虛無感的「恨」當中，也要割斷因「恨」而生的哀、怨、苦、毒、仇，終止因冤冤相報而生成「由苦繁殖苦」的循環。在社會政治層面，「斷」是民眾氣力的來源，是「恨」的昇華，支撐着民眾為建立正義的社會而奮鬥，為真正的解放而不屈不撓。一些民眾神學家，就以天國垂直介入人間的一剎那，來詮釋「斷」。

「恨」與「斷」的辯證，很有意思。然而，我隨即對學生說：「這終究是韓國人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精神。倘若我們要沿此路做自己的處境神學，我們必須尋問，我們的歷史經驗，究竟積澱出怎麼樣的集體精神，怎麼樣的辯證昇華。」我們不妨在這裏初探一下。

香港人的集體精神是什麼？從不同角度切入，將得出不同答案。例如，如果從核心價值去談，或許你會說，香港人的集體精神是司法獨立、公平競爭、廉潔、資訊自由。^[3]本文則嘗試從情感(affect) 的角度，探索香港人擁有一個怎麼樣的情感共同主體。我想從「恐懼」這個情感，來分析香港人的主體性。其實，這並不新鮮，已經有好些學者從「恐懼」的文化政治學來討論過香港人主體如何形成。^[4]包括被譽為代表中央政府聲音的強世功，也早在十多年前，以「恐懼」來描繪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基本民情。^[5]不過，本文不打算從政治或中港關係角度來進行探索。本文所探問的，是我們的歷史經驗，如何積澱出我們的恐懼主體性 (fearful subjectivity)，^[6]與及尋問，到底我們的信仰如何啓發我們去認識相關辯證的另一端，以致我們懂得該向時代宣講什麼訊息。不過，篇幅有限，只能點到即止。

香港人很容易受驚的。例如，一項研究指出，面對新冠疫情，相比內地人，香港人顯得更為恐懼。^[7]另外，按入境處有關本港居民淨流出人口的數據，從2020年7月到今年4月，大約每20人便有一人離開了香港。按不少調查報告，移民的原因，不乏是因為人們對前景失去信心而產生了恐懼。事實上，從1980年代至今那四次移民潮，恐懼都是其中主因。莫以為基督徒的心靈比常人平靜。一項於1989年前一年收集數據的問卷調查^[8]發現，雖然基督徒比其他宗教人士更看重心靈平靜，他們對前景的憂慮卻比其他人高。其實，要回憶香港人容易受驚的場面，不難。例如，2003年SARS的歇斯底里、^[9]2011年盲搶鹽事件、最近公民社會在恐慌中迅速自我解體等。當然，我們也必須留意，這恐懼主體，也可能是媒體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建構而成的。^[10]

到底香港人恐懼什麼？Ackbar Abbas言簡意賅：我們所懼怕的，是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很快便會失去。^[11]這大概是說，香港人其實擁有很多，卻是在患得患失之中擁有，生怕一覺醒來，發現原來南柯一夢。怎麼會這樣？這可被理解為暴發戶症候群。「暴發戶」一語，在本文並無貶義，只是用來刻畫香港人集體心理的一個隱喻。暴發戶固然有很多特徵，例如好名牌、奢侈、忘本之類。但這都不是我所指的。暴發戶一個心理特徵是，富有卻沒有安全感，生怕一夜得來的，一朝失去。或許我們可以從啟發式的角度借用Hannah Arendt對暴發戶的分析來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按Sarah Juliette Sasson對Arendt著作的解讀，在暴發戶 (parvenu) 的皮肉下，其實仍然存在着他那昔日的窮小子（pariah（賤民））—即使暴發戶要努力遺忘自己的出身，也努力向人掩藏自己那不風光的歷史。暴發戶對自己的過高估計往往顯得很瘋狂，這是由於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才能、運氣、天時、地利、人和，來上爬幾級。哪怕是來之不易的微小成功，也必然會使他產生一種幻覺，以為遍地黃金，一切皆有可能，成就會一直螺旋上升。可是，就算是最小的失敗，也會立刻使他回跌到空虛和焦懼中，迫使他繼續陷入對成功最卑賤的崇拜。如此，「暴發戶」與「窮小子」兩個相反的意識經常在同一個身體內往返波動，使這個主體既強且弱，骨髓裏找不到安全感。^[12]

然而，以「暴發戶」來理解香港人的主體，真的恰當嗎？篇幅所限，讓我們蜻蜓點水地略說一下香港人身份歷史裏的幾個關鍵片段。打從初小開始，香港人就被教導，香港是中西交流、華洋雜處之地，這是我們的本錢，也是我們的驕傲。真的。歷史學者John Carroll^[13]指出，香港人身份的原型，早在香港開埠時已經出現。這個身份原型，就是「買辦」。開埠早期有名的買辦，有盧阿桂、郭松，晚一些的名人有何東。買辦不是香港原創的，其制度始於明末，到十九世紀發展起來。鴉片戰爭後，廣州公行消失，買辦就擔負起中西商人之間的橋梁角色。這些早期買辦，操洋涇濱英語，游走於中西官商之間獲利，在洋人前穿唐裝，對華人則說三兩句「哈佬」「拜拜」「密司脫」。殖民地早期，香港是中西生意交往的據點，於是買辦在香港大派用場，也因而迅速富甲一方。他們也是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華人的關鍵橋梁。他們獲委公職，也大搞救急濟貧機構。雖然他們對殖民政府忠心，也不乏愛國情，甚至後來支持革命事業，兩邊討好。他們內化了大英文化價值，又看不起來自內地的低端人民。^[14]買辦雖然一夜富貴，雖然在商業、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都舉足輕重，也確實有驕人成就，卻是帶着兩幅面具，游走於兩個老闆中間，在夾縫中尋找自我存在價值，也充分意識到，其起跌多少是由環境擺佈。^[15]這個身份原型，具現了暴發戶心理結構。

這個身份原型的歷史傳承與轉化是如何的呢？不少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學者指出，現今我們所體會到的香港意識，是萌芽於1950年代，成形於七十年代。^[16]讓我們從香港人口變化說起。1841年，香港人口少於8000。到1900年代都只有三十多萬。到1950年代初，大概二百萬。然而，往後十年之間，人口大增到三百萬左右。^[17]這是內地難民湧入的年代。於香港人意識誕生之始，香港基本上是個難民社會。不少湧入的難民，本只想借香港作為跳板，逃到別處。可是姻緣際會，結果成為留下來的窮小子。此地本不屬我，如Richard Hughes於1968年寫下的名句，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18]可是，在六七暴動後，殖民政府痛定思痛，大灑金錢發展本地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建設、土地、廉潔運動等等。這不但讓留下來的人開始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疏遠政治意識形態，還成為了後來六、七十年代因全球化為香港帶來經濟奇跡的良好基礎。^[19]七十年代十年之間，香港一夜發財，其亞洲四小龍地位奠定下來了，即使期間發生了股災，也沒有給香港經濟帶來致命打擊。1965年至1980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8.6%。到1987年，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070美元，高於紐西蘭、西班牙和愛爾蘭，只比英國低約五分之一。這時的香港，幾乎沒有人失業。消費主義抬頭、物質生活躍升、粵語流行音樂雄霸、本地文化事業蓬勃得可以出口。^[20]可是，好景不常，暗湧處處。八十年代中，九七事件蘊釀成信心危機；1989年所謂「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少港人怕得決定移民；九七金融風暴，讓人發覺幸福不是必然。往後就不用多談了。到了最近幾年，香港人驚慌失措。七十年代一夜暴發後，留下來的人，始終不得不承認，命運不在我手，始終都是游走於各個老闆中間，在夾縫中尋找自我存在價值，也充分意識到，自身的興衰，多少是由環境擺佈，肉隨砧板上，因為香港要麼是買辦中介，要麼是讓人過橋的跳板，要麼是一扇窗口。恐懼的主體性，從一個半世紀多的歷史經驗積澱出來。Abbas說對了，我們所懼怕的，是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很快便會失去。

倘若「恨」與「斷」是辯證的兩端，那究竟「恐懼」的對立辯證端是什麼？我想，應該是「平安」吧。「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6:14）。不，不是這種假平安。平安 (shalom) 在希伯來聖經出現了397次，它有多重意思，不少學者仔細研究過。^[21]平安可指在平靜的生活中個人的康健，也同時帶有政治安全、繁榮和平中的集體福祉之意。平安也經常與立約的聖經神學聯繫在一起，它存在於神和人之間的守約關係中，因此重視正直、真理、公義關係和制度。平安被理解為來自上帝的禮物，是上帝與人同在的祝福，也是終末的期盼。新約中和平 (eirene) 之意也相約，即在全面公正的和平中，在與上帝和好下，獲得福祉。

最後，我想指出一個重點，否則容易讓人墮入假平安中。耶穌曾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不像世人所賜的。」（約14.27）。很感動的，因為這是耶穌受死前的臨別贈言。約翰福音成書時，正值猶太教因為各種政經理由，為了自保而把基督跟隨者逐出會堂，^[22]並宣告，他們已被棄絕於耶和華的救恩門外。這無疑是宣判他們死刑。他們墮入了恐懼。耶穌所賜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賜的，不單只因為這平安是建基在主的應許上，這平安更是透過愛來連結，讓安全感在恐慌時顯得實在—主與我互為內在，弟兄姐妹彼此相愛，同時有聖靈保惠師為証。然而，到16.12耶穌卻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按釋經學者，「擔當不了」，是「讓人難以明白」之意，是指耶穌快要上十字架，真的死了卻又復活過來。十字架與復活，是辯證關係的，兩者相生相剋，事情還未發生時，根本無法明白。十字架的恐懼是真實的，復活並沒有勾銷死亡的真實，卻宣告恐懼沒有獲勝。這點非常重要。十字架與復活的辯證關係，告訴我們復活沒有勾銷十字架之苦。相反，十字架意味着三一上帝承擔了痛苦，^[23]並且，上帝和我們一起哭泣，以便我們有一天能和他一起歡笑。這樣，問題來了！既然平安的臨在並不應許解決讓人恐懼的事情，^[24]這會使人對事情冷漠而消極退隱、任由宰割嗎？不會的，至少耶穌的門徒不是這樣。當天門徒的行動，不是因為天真地以為天國可以在人間實現而作的，他們也知道再美麗的現世 烏托邦理想永遠都不該被奉為神言，他們卻樂此不疲地做他們看為該做的事情，結果他們那「樂此不疲」就轉化着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徒17.6）。真的，不管他們做什麼，天國真的始終沒有實現在人間。用Michel Foucault的說法，這種「永恆行動」，叫 “hyper- and pessimistic activism.”^[25] 就讓這份屬天的平安化為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吧。就讓耶穌的臨別贈言在恐懼的心靈裏迴蕩：「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不至於跌倒…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在他們做這些事的時候，你們會想起我對你們說過的話」（約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