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的僕人——王國雄牧師（68 BTh）

記：當時為何選擇到崇基神學組讀神學？

王：初有神學院的時候，我們教會的藍仁牧師，為美北浸禮會的屬下差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傳教士，20世紀中被差派到廣東潮汕及香港。他在崇基校董會任司庫，是他提議我們到崇基來讀神學的。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崇基神學院是新派，所以入讀的人不算多，最終也只有我和另一位教友。那時，甚至有人提醒我，若我在崇基讀書，可能不會獲教會錄用。當時於建道神學院畢業的姚振國牧師，在九龍城潮語浸信會事奉，他對我說：「最主要還是看自己的心志，很多神學生畢業後去做生意呢。別理什麼新派舊派，只看自己事奉的心志和呼召。」因為這一句話，我就留下了。

記：可否談談您在崇基神學組讀書的情況。

王：當時班上只有六位全職學生，中華基督教會有三位：陳先鵬、雷鎮昇、祝維剛。衞理公會就有李鼎新，潮語浸信會就有我和陳運生。那時，我們每天要從赤泥坪行步行去神學樓上課，下課又要步行回宿舍。當時的神學組教師都是由海外宣教士擔任，有來自英國、美國和瑞士等地。我記得來自中華基督教會的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來自巴色會古愛華牧師（Rev. Winfried Glüer）等等。那時，也有華人老師，我記得中華基督教會劉治平牧師教我教會歷史，龐萬倫太太（Mrs Pommerenke）則教我們英文。

記：畢業後，您在美國開展事工，過程辛苦嗎？有什麼令您感到印象深刻的嗎？

王：離開神學組後，我到赤臘角青年營任職，在浸會的青年營工作。直至1971年，我前往美國讀書，1974年起，羅省City Mission Society請我任華人錫安浸信會創會牧師，目的是向中國人傳福音，過程殊不容易，相當艱苦。我們從兒童事工做起，先設立課後活動中心，把放學的小孩從學校接來教會，為他們舉辦活動及溫習功課；黃昏時分，我們就送他們回家。日復日，年復年，就是這樣，年青一代長大了，父母親退休了，他們一家也都信了主，成為了我們的會友。
為主作工五十多年，令我感欣慰的是，有些家庭四代人，包括他們的子女、父母、祖父母都因着我們的工作信了主，都留在教會，這些事都令我感到很有滿足感。我感謝神，也感謝師母的無私奉獻。教會初成立時很困難，會友年輕，奉獻也不多，師母常常到車衣廠工作以幫補教會。經過大家的努力，教會終於能以一個合理的價錢買地建堂，超出了我們的所想所求。教會雖是我創立的，但也是神的產業，退休時，我們也另請一位牧師牧養教友，自己則轉為顧問牧師，有時負責講道，但不過問行政工作。

記：聽說您退休後參加很多內地事工，可否告訴我們知道詳情。籌集資金方面困難嗎？

王：退休前，我幾乎每年都把一個月假期都用作前往中國內地探訪教會。1982年，剛剛改革開放，我就開始到內地，深深明白當地教會傳道人的生活艱難，回想自己在國外當傳道人的生活相對富足，所以立志要幫助他們。在山區農村教會甚少受了神學教育的傳道人，因為根本沒有畢業生願意去當地任傳道，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薪金低微。內地山區的少壯都往城市打工，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縣市每星期只奉獻大約十元，試問怎能聘請到傅道人？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鼓勵和資助神學院畢業生回到農村山區工作，很多學生也都只做一兩年就離任。我們只有「睇餸食飯」（編按：量入為出），奉獻有多少，就補貼多少。每年，我都會回去探望受資助的傳道人，若發現他們已回到城市事奉，我們也會停止對他們的資助，以致能把奉獻留給更有需要的同工。除了同工的薪酬，我們也會把基金用於修補堂會爛窗和門框等等事工。
1994年，我們也曾開了一家精品店，打算把盈餘幫助內地教會，但可惜經營不善，不夠半年就結業，而且虧了本。師母也因太勞累，感到身體不適。我對內地傳道人的心志並沒有因此而減退。退休後，我隨即成立基金會，從潮州擴展至整個廣東省，包括梅縣和韶關一帶，然後向山西、山東和青海一路擴展，至今已支持13個省的同工。我們每年探訪的所需費用、車費和食宿費均自費，資金主要來自自己的十一奉獻、教會會友和朋友的捐獻。我們從未有公開籌款，款項都是由從身邊好友籌集來的。我們最初一年籌集到大約4至5萬元美金，現在每年已增加至11至12萬。

記：有沒有話想向師弟妹或神學生說說呢？

王：我是第一屆畢業生，轉眼已畢業五十年，一直都得到神的祝福、保守和帶領。過往的神學訓練對我很重要，回首已為神作工五十年了，作為神的僕人實在並不容易。大家從聖經中看見摩西、約書亞、保羅、彼得等所有門徒，他們做神的工作也不容易。不過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神對保羅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林後12:9）如果我們忠心事奉，神一定會恩待、一定會幫助、一定會保守和祝福我們。這是我對大家的鼓勵和期望。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做神忠心的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