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件行李中的生命

龚立人教授

四十多年前，一位神父分享他当年到外地留学时只带了一件行李。六年后离开时，他只带着一件行李回来，没有行李托运。他可以如此潇洒，可能是因为他是神父和发下神贫誓愿有关。我更有兴趣知道他这一件行李的内容是否有所改变。他保留了甚么和改变了甚么？这个故事让我思考：当我快将离开工作了29年的崇基学院神学院，我会如何整理办公室？是否也能只带一件行李离开呢？同样地，今年毕业和那些搬离宿舍的同学要带几多件行李离开呢？

按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在世时，差遣门徒宣讲上主的国，医治病人，向他们说，「途中甚么都不要带；不要带手杖和行囊，不要带食物和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路9:3）但当耶稣即将受难时，他修改了之前向门徒的吩咐，他说，「但如今，有钱囊的要带着，有行囊的也一样；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22:36）这两段说话反映了不同场景就要有不同考虑，没有绝对的标准，带甚么走与信心没有必然关系。复活后的耶稣对门徒要带甚么没有甚么吩咐。以下，让我分享三个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ople）的故事，也许能丰富我们思考应带甚么离开。

2022年6月，我到罗马利亚，目的要认识和支援在当地的乌克兰流离失所者。得到罗马利亚教会的协助下，我探访了几个收容中心。与乌克兰流离失所者闲谈时，她们分享需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匆忙收拾，只能带着一两件行李逃亡的经历。其中一位说，「我将自己一生都放在这件行李里。」我带点好奇问，「你不介意分享一下你的行李有甚么吗？」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回答说，「我带了香水和唇膏。」她的回答使我更加好奇。她解释，「每早，我会喷香水和涂上唇膏。香水和唇膏让我肯定自己不是社会媒体一直描绘的难民形象—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香水和唇膏提醒我依然是我，逃亡或许影响了我，但我没有因此失去了自己。」香水和唇膏不只有打扮的意思，更提醒她不要因环境变化而看轻自己的尊严。

2024年11月，我到缅甸，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流离失所的人。由于内战，来自缅甸各地的人都纷纷涌入仰光，因为相对而言，仰光是平静。然而，在内战和海外投资撤出的情况下，在仰光的生活也不容易，没有工作机会。当每个人都执拾自己行李时，缅甸朋友却在自己的行李里，为别人预留一些空间。一位朋友走来告诉我，「我成为了妈妈。」她结婚了吗？第二天见面时，她分享，「在我的族群乡村，有很多孤儿。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杀，就是因为他们无能力照顾孩子。我们就担起责任，收养这些孤儿。」她微笑着说，「我成为了一位单亲妈妈，我的父母就是这孩子的公公婆婆。」在战争中，生存是唯一法则。虽是如此，但缅甸朋友提醒，不要将由生存而产生的自私合理化。反而，可因别人需要，预留空间放置别人的物品。

在1960年代成长的我从未想像过香港人会成为流离失所的一群。相对于很多乌克兰人和缅甸人，大多数离开香港的人都有较周详计划。尽管如此，他们仍需要面对该带走甚么行李的考虑。我在英国生活的女儿是一位艺术家。一些在英国的香港人联络她，邀请她为他们绘画一些与香港相关的回忆。按女儿的描述，他们并没有很具体地要求画甚么，而是希望有一幅关于香港的画。以下是三幅作品中的一幅。

三幅画是有关「我的曾在」。若流离失所使人感到「不在」时，这三幅画表达的回忆却是一种「我在」的感觉。「我的曾在」并非仅属于过去，而是透过以记忆与当下的我互动，成为说故事的人，将属于自己的私人生命记忆同时也是具有时代价值的故事，在说故事和听故事互动之下找到「我在」，并与人建立互信关系。

在耶稣复活后，我们的主没有吩咐我们带甚么离开。我会带甚么离开崇基学院神学院？书本、证书、纪念品？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朋友提醒我要带香水和唇膏，这关乎尊严；流离失所的缅甸朋友提醒我，在行李中，留些空间给别人，这关乎人际相处之道；流离失所的香港人提醒我带「我的曾在」，成为说故事的「我在」。这将是我行李的物件。至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你会放置甚么在行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