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期印尼交流团分享——2025年8月号
吕惠珊同学（MACS）
2025年5月15日
火车窗外，印尼的田野、天空与房舍一一掠过。这天是2025年5月15日，印尼考察团的第三天。我们清晨五点半集合，从雅加达乘坐六个半小时的阿尔戈塞梅鲁号商务列车（Argo Semeru），抵达日惹（Yogyakarta），准备参加下午于杜塔瓦卡纳基督教大学（Universitas Kristen Duta Wacana, UKDW）的讲座。至此，我对印尼的时间与记忆观念，已是满脑子疑问。
为了打发漫长的乘车时间，我信步走到不同车厢。这列高级火车自2023年起投入服务，相当新净，每节车厢都设有资讯萤幕。有趣的是，我发现每个萤幕上的电子钟都显示着不同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准确的。与我们头两天在课室或旅游巴上所见的不同，这情况发生在这列豪华、现代化的电气化火车上，显然不是资源匮乏的问题。当然就此断定这些错误的时钟是某种刻意为之或无声抵抗，似乎流于武断，但它至少流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集体态度，一种对时间本质的无声表态。由于这并非我们到埗以来的单一事件，我好奇这根本是一个文化现象。
对印尼人来说，「时间」是甚么？
考察首日，在雅加达神学院（Sekolah Tinggi Filsafat Theologi Jakarta, STFT Jakarta）参观时，院长Binsar Pakpahan教授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印尼语缺乏分明的动词时态，并认为此语言特征削弱了国族的集体记忆，与重视记念、叙述过去的基督教传统产生张力。我对此因果关系的推论颇有保留——我们的汉语同样没有动词时态，但不见得中华文化因此舍得不提自己悠久的历史。
语言是影响还是反映了印尼的时间观？
第二天，我们拜访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Indonesia, Komnas HAM），专员Saurlin Siagian先生分享了他作为前社运人士的深刻个人经历。他忆述他两次被捕期间受虐的创伤经历，并在2011年亲眼目睹两人被枪击、血流如注。如今身为官员，他虽知道当年涉事的警员是谁，却选择不作追究。身为基督徒的他说：「我必须忘记。」，因他渴望「成就更大的事」。这份决心，令我思索其与基督教追求公义的呼召是否一致。
面对过去的创伤，遗忘是唯一的出路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杜塔瓦卡纳基督教大学（UKDW）听Paulus Widjaja牧师主讲「基督教与栽种和平」。
Widjaja牧师先概述了栽种和平的国际标准定义，再阐述新旧约圣经中的观点，强调对和平有不同层次的理解。我注意到的是，与我们前两天遇到的讲者一样，他提到了印尼历史上的屠杀事件，但他也是点到即止，没有深入细节，这点饶有深意。他们反复叩问同一个主题：「我们应该忘记吗？」他引用名言「我们要摧毁的是敌意，而非敌人」（destroy the enmity, not the enemy），又提到「称义若不导向成圣，便沦为空谈」（justification without sanctification is meaningless）。当时我未能完全消化他这些观点是如何从自身受歧视的华人经历引申出来，思绪纷陈。
印尼是一个选择遗忘的国度吗？
或许，「遗忘」早已植根于其文化，内嵌于语言和生活实践中，因为印尼文化向来缺乏回顾过去的倾向？抑或，「遗忘」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建国五原则」（Pancasila）下，一种为达致和谐而采取的必要而刻意的策略？若社会和谐是最高原则，这是否意味著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和创伤记忆，就必须被忽视、漠视甚至主动压抑？对历史屠杀和种族歧视的模糊记忆，就是换取社会和谐的代价？
我没有能力直接问：「印尼是否一个选择遗忘的国度？这种做法又是否与基督教传统相悖？」，而是由不准时的钟说起。当地学生听罢都忍俊不禁，我想这印证了我小小的观察确是说中了一些事实。后来我才得知，这就是著名的「橡胶时间」（jam karet）概念，用来形容印尼人对时间的运用较有弹性，而这种弹性往往自有其一番道理。
我勉力提问，大概词不达意。Widjaja牧师随即挪用了另一名句回应我：「你们（西方人）有时钟，我们（印尼人）有时间。」（You have the clock, we have the time.）以指出我过于「欧洲化」。他甚至带点自豪地向我展示他手腕上也不准时的手表。
上网稍作搜寻，我发现这句话的原意，是突显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科技优势时（尤其在战争时期）的耐性和韧力。在此脉络下，它似乎指向一种不同的生活节奏：一方靠精准机械，另一方则顺应自然——他说印尼人不必看钟，观天计时即可。我相信这不无道理，毕竟印尼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我们寄宿期间，清晨也听闻鸡啼报晓。但这并非事实全貌——他们依然有时钟、手表，火车运作、讲座活动等也依时进行。我向我们的学生向导确认过，上课和办活动的时间不至于弹性到依太阳行事。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与印尼都同时活在「事件时间」（event time）和「时钟时间」（clock time）之中，只是香港更侧重效率，明显事事讲求「时钟时间」，追赶一条又一条的死线。
关于缺乏动词时态导致时间观念薄弱的说法，现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似乎倾向反对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Whorf）的语言决定论假说，但这点我未及深入研究。若此说为真，便推翻了雅加达神学院院长关于印尼是个善忘国度的语言学论点。
那么，Siagian先生为了更大的事而选择遗忘创伤，这又是否合乎基督信仰？这与Widjaja牧师所倡议的解决方案（饶恕与和解）又是同一回事吗？后来，我翻查Widjaja牧师的博士论文《Character 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Appeal to the Indonesian Churches amidst the so-Called Chinese Problem》（暂译为《品格塑造与社会转型：在所谓华人问题中对印尼教会的呼吁》），他引述并认同欧思伯（David Augsburger）在其著作《Caring Enough To Forgive: True Forgiveness》（暂译为《饶恕之爱：通往真正的和解》）的观点，指出遗忘并非达至饶恕的策略，而是饶恕的结果——当两位作者劝我们别执著往事，他们并非想指遗忘本身提供疗伤；而是盼望有朝一日，我们都能发现自己已经不常记起，已经不再受昔日伤痛的权势辖制了。
走笔至此，我思考的迷雾仍未散去，我还是在问：印尼乐于遗忘吗？应该遗忘吗？基督信仰处理昔日伤痛一事上，可有别于遗忘的独特进路？尽管如此，但有一点却变得无比清晰：这次考察团让我从此对印尼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牵挂，更开启了我的反思之旅——借鉴亚洲其他地区的处境，观照自身的文化与实践。
参考书目：
Augsburger, David W. Caring Enough To Forgive: True Forgiveness. Ventura, California: Regal Books, 1981.
Widjaja, Paulus Sugeng.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Appeal to the Indonesian Churches amidst the so-Called Chinese Problem.” Thesis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chool of Theolog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