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作为杂揉性宗教 (Hybrid Religion)

温诚敦（Bruce Worthington）
本院助理教授

何谓基督教？

我们正处于基督教一个重大转变之中。我们总是处于转变之中。基督教的转变并非罕见，每隔几年，基督教就要应对其内部的张力、改革、分裂、科技发展和道德分歧等挑战。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末日预言者的说话：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是基督教的谢幕。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一切。最近有证据显示出两个趋势：传统基督教模式正显著衰落（如参与教会聚会、洗礼和礼仪等的人数下降）。与此同时，自称基督徒的人却在加增，但他们不一定相信上帝，或具有传统信仰的其他标记（参见Tobias Cremer, The Godless Crusade: Religion, Populism and Right-Wing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West, 2023）。借用我们文化所热衷的身份认同用语，基督教正从一种宗教信仰转变成一种身份认同，一种不带宗教或教条色彩的文化符号。这种从宗教信仰到身份认同的转变与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崛起同时发生，即基督教成为国民身份的一部分─在名义上，成为美国人就是成为基督徒，但鲜见于实践层面。基督教从宗教信仰转变成身份认同这种情况，提供了有趣的背景让我们思考：若基督教有其本质，那会是什么？

基督教在本体论上的不完整性（Ontologically Incomplete）

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去年夏天，我经历了丧母之痛。她在2024年6月底在加拿大因肺病离世，当时我正在蒙特利尔参与加拿大圣经研究学会的年会。母亲─作为生命的赋予者，于我宛若神明；她的离世犹如尼采意义下的诸神之死，给我的神学信念凿开脆弱的裂痕。虽然我的家庭并非原住民或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但我们在萨吉恩第一民族29号保留区（Saugeen First Nation #29）拥有一间湖畔小屋。我曾住在那里，并在苏格兰定居点完备福音会（Scotch Settlement Full Gospel Church）聚会。在第一民族原住民社区的基督教教会聚会是有趣的经历。我对加拿大基督教殖民主义的历史感到愧疚，但我随之终于开始珍视本色化基督教所实践的杂揉概念，愈加意识到基督教在本质上一直都是一种杂揉宗教。话说回头，社区内一个重要的原住民葬礼习俗是点燃「圣火」。根据原住民的信仰，这火光可以引领逝者前往先人之处。这趟旅途既漫长又危险，因此点燃圣火是让逝者在旅途中得到支援（参见Isaac Murdoch, The Trail of Nenaboozhoo and Other Creation Stories, 2019）。

在这种景况下，我自己做了些甚么？我的基督教神学资源难道不足以帮助我处理母亲进入来世的景况吗？作为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和神学院的教授，我怀疑我在信仰资源中苦寻所需支援，而后转向原住民长老们的传统进路，并非因为缺乏知识。在接下来的短文中，我旨在提出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杂揉宗教。它一直都是如此。

这里我不是在主张共融超越（shared transcendence）这个普遍观念（即一个上帝，但有不同的表述），也不是主张「淡化的普世主义」（bland ecumenism；即上帝终究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宗教方式庆祝这种有限性）；相反，我只是在说，基督教的特性在本质上就存在着一种矛盾或「缺欠」，这使得真正的基督教无法透过孤立的宗教运动（confessional movement）来实践。基督教的局限性，即其缺欠或矛盾，用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话来说，是本体论上的（Zizek, 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 2024）。这意味着基督教必须不时从其他宗教（甚至世俗无神论）中乞求、借用、窃取和掠夺思想，以便真真正正成为一家之言。这种识别并不创新，而是铭刻在信仰的起源中，某种意义上显示出当我们与其他信仰和思想互动时，我们便是最「基督教」的了。因此，基督教的杂揉性，也称为其「本体论上的不完整性」，是基督教普世主义和跨宗教甚至世俗对话的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普世主义和跨宗教对话是崇基学院神学院的两个核心价值，也是我选择在该院任教的主要原因。

杂揉性作为一个后殖民概念

杂揉性这一概念在后殖民批判领域中闻名，通常用来描述被殖民者同时拥有多重意识形态或文化认同的能力，从而创造出新的主体性和身份。杂揉文化「颠覆了固定的身份概念，并挑战二元对立，皆因它采纳了两者之间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这些杂揉空间为文化调适、抵抗以及创造新的表达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可能性。」（Bhahb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这个概念不仅对建构文化身份和表达有帮助，对宗教身份的建构也很有用，特别是作为其表达方式之一的基督教。杂揉性其实就是哲学家所谓的「辩证性」（dialectical），即身份以至像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忠诚往往是根据现有的文化坐标进行综合或创造的结果。以上例子─加拿大的原住民基督教─突出了宗教杂揉性的价值，特别是它就着去殖民化作出调适和抵抗，甚至是建立新的宗教身份的价值。或许你已经猜到，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我今天的目的不是去约束或限制这些新的宗教身份，而是提出杂揉性正是基督教在本体论上不完整的一种症状或标志。基督教起初就是杂揉性的宗教，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基督教作为罗马宗教

当然，我们应该记得，基督教本身最初是被殖民者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被殖民者最了解它（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1973）。早期基督教其中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如何与其殖民地统治者罗马帝国互动，特别是一些伦理问题，例如吃祭偶像的肉（罗马书14:1—14）或服从罗马政权（罗马书13:1—7）。信徒应该如何与罗马的诸宗教互动呢？在古代世界中，宗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类别，最早期的信徒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与罗马帝国互动，因为它们是密不可分的。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就是在探讨罗马帝国的宗教互动：例如，是否应该吃献给罗马诸神的肉？在小亚细亚和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当地的食品市场（肉类市场或屠宰场）很多时都是位于当地神庙旁边。这意味着大部分在市场中购买的肉，很可能是刚献给罗马神祇或皇帝的动物。对于那些能够负担肉食的人来说，食用祭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市场上贩卖的肉就是直接来自罗马或希腊的祭坛。图为公元79年位于意大利庞贝，与食品市场或「肉市场」相邻，供奉凯撒．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的罗马神庙：

保罗对吃肉问题的回答，与启示录中约翰的回答截然不同。保罗在基督教与罗马诸宗教之间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在某程度上允许信徒与帝国的饮食和神明有所接触：「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哥林多前书8:8，和修本）怎样才算是「属于世界」？早期基督教对于「属世」（罗马书12:2）的界线反复斟酌，对于与「宇宙」的辩证关系，新约作者则以独特和多样的方式进行协商。

早期的基督教当然不是罗马帝国的首选宗教，但它确实仍然是帝国内的一个宗教，即使只是帝国内被忽视和不被认可的一员，因为基督教使用了帝国的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地点（罗马、雅典、小亚细亚）、民族（犹太人和希腊人）、家庭规范（歌罗西书3:18—4:1；以弗所书5:21—33；提多书2:1—10；彼得前书2:13—3:7）以及哲学思想（约翰福音1:1中的「道」[Logos]；歌罗西书1:17中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以新颖的方式建构了一种杂揉宗教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基督教并不比其他被忽视甚至迫害的宗教或群体更「反帝」，因为这些群体也在积极寻求在更大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中被接纳。在我们思考罗马生活的「整体性」（totality）时，我们必须纳入那些在罗马受逼迫的不同宗教和民族，即使它们是受忽视的一群。我们必须超越新教的虚构想像：这种想像认为基督教在早期是固定的、正宗的，后来却因其文化纠缠、甚至是与帝国纠缠而腐化。基督教一直以来都与其文化处境辩证地纠缠在一起。

如此把基督教视为帝国内的一个宗教，就正好解释了，为何到了公元四世纪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基督教会成为帝国的单一官方宗教，自相矛盾地实现其杂揉性。在此，当基督教与罗马世界进行深入的互动，罗马的理想理念、哲学（尤其是斯多葛与新柏拉图主义）、族群，以及最重要的罗马宗教，都影响了早期基督教作为杂揉宗教的建构。

在犹太教内的基督教

桑德斯（E. P. Sanders）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基督教不仅透过与帝国互动、而且可能最激烈地透过与第二圣殿犹太教的纠葛，来构建其原始身份。第二圣殿犹太教就是耶稣和保罗的犹太教。离开了犹太教的背景，便无法理解早期基督教的处境，也就无法理解其本质上的杂揉性。犹太教是认识和接触基督教的重要媒介。斯拉沃伊·齐泽克指出：

基督教之所以在诸宗教中独一无二，还不是因为它必须透过另一个宗教（犹太教）才可以被理解吗？其神圣著作─圣经─分为两部分：旧约和新约，因此人们必须通过第一部分才能进入第二部分。^[1]

新约研究转向把保罗、耶稣、约翰和新约置于犹太教的背景中，甚至把它们视为犹太教本身的一部分。这一转变无意中突显了早期基督教的宗教表述中的原始杂揉性质。若脱离了当时犹太和罗马的情况，便无法理解基督教这些宗教表述（参见Cirafesi, John within Judaism, 2021）。

令我惊讶的是，在早期基督教的「黄金时代」，至少在其第一世纪，基督教并没有专属的神圣文本（他们与犹太教共用宗教文本），也没有专属的宗教建筑或聚会空间─直到公元二、三世纪信徒可能仍然去犹太教堂、租用房屋，或占用墓地。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基督教有其「黄金时代」皆因他们没有自己的圣所和文本（参见使徒行传）。至少到了公元三世纪，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家庭教会的考古证据才显示，基督教有独立或独特的建筑或崇拜中心（公元232—256年）。正式宗教所具有的许多标志（如圣典、圣所），在基督教最初成形的时期都不存在。基督教缺乏本体论内容，即使在其最初成形的「黄金」年代，人们也无法小心翼翼地、单独地把它与犹太教区分过来认识。

因此，基督教在本体论而言是不完整的，不能单凭参考其自身历史来理解；其构成的内容必然是辩证的、综合的，总是体现出宗教的杂揉性。早期基督教的杂揉性，很可能是受其前身─第二圣殿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是一个民族宗教，同样展现出适应性、流动性和文化杂揉性等特质，可谓一脉相承。

是什么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无神论者

与其天真地寻求共融超越（shared transcendence），或共同相信一位造物主，倒不如说我们其实是因着本体论上的不完整而与其他宗教产生共鸣。本体论的不完整性并非基督教独有，它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点─尤其是在现代之后。普世性和跨信仰对话的实践本身就是共同承认我们所有的信仰传统（如果我们真的承认的话）都围绕着某种程度的「缺乏」、「矛盾」或「不完整」。现代神学对这种缺乏有一个名称，即无神论。

正如希腊语 “a-theism” 中否定前缀（“a-”）所表示的，无神论「无」自身具备的内容，它只能透过所否定的对象而被认识，因此，它的存在取决于与其宿主的辩证关系，有时甚至是对立关系：在我们看来，此宿主就是基督教。但正如无神论没有特定的身份或内容一样，基督教本身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正如齐泽克指出，基督教必须通过无神论才能在世界上建立自己（Zizek, God in Pain, 77）。因此，基督教与无神论是辩证的拍档，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另一面就无法被确立。齐泽克经常引用天主教神学家契斯特顿（G. K. Chesterton）与现代无神论互动时的发现：

「当世界在震动，太阳从天上消失时，这不是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而是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承认上帝被上帝抛弃的呼喊。现在让革命者从所有信条中选择一信条，从世界上所有神明中选择一位神，仔细权衡所有总是反复出现和拥有不变大能的神。他们不会找到另一个自己曾经叛逆的神。不仅如此（此事太难用人类语言来描述），但让无神论者自己选择一位神。他们只会找到一位曾经表达过他们孤寂的神；只有一个宗教，其中上帝似乎在瞬间成为一位无神论者。」（Chesterton, Orthodoxy, 257）

因此，试图不涉及或不参考无神论来构建基督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神论嵌入到基督教的辩证结构中，这是上帝已采取的立场。基督教─本身内部─就包含了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信徒身上，也存在于神格（Godhead）之中，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抛弃了上帝（马太福音27:46）。同样，人们在建构世俗世界观时无法离开宗教，因为无神论本身并无本体内容。二十世纪的世俗乐观主义、无神论精神，已被宗教这一类别的持久生态所削弱，因为宗教不断以多种方式产生新的自身形式。

无神论在信仰的餐桌上用餐

关于上帝的本质，我们至今并未达成一些共同的正面概念、也未同感一灵，或甚至援引卡尔·拉纳（Karl Rahner）的话：「一个匿名化的基督教」（an anonymized Christianity）；我们的宗教和宗派之间的差异巨大，有时甚至不可调和。自由派基督教误以为可以用同质化视角来看待宗教。所以，真正的「宗教间对话」不仅是分享信仰的正面内容，也要承认宗教之间的矛盾、疑惑与缺失─这种共有的不完整才是我们共同之处。正因为这样，无神论─代表着这些间隙，就是我们多种宗教传统之间的空间─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让我们共同承认自己的不完整。承认这种本体上的不完整，正是不同宗教进入真诚对话的第一步。如此一来，无神论者、非信徒、终极的「他者」，作为矛盾与不完整的代表，也应被邀请来到信仰的餐桌前，这些矛盾与不完整正是所有信仰传统固有或内在的状况。

结论

当我们投入宗教间或普世的对话时，就是承认在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传统，我们在自身和我们的传统中认知到缺失，并且只有透过与他者（有时甚至是无神论）互动时，才能更完整地成为自己。无神论者已经在我们之中、在我们之间─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认识到这种内在的缺失─不仅仅是谦卑─更是宗教间对话的前提，也是宗教去殖民化任务的必要步骤。强调基督教的杂揉性─不仅是它在现代的实例，甚至在古代亦然─正显示出基督教这种固有的、在本体论上的不完整。二千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该习惯这一状况了。

正如本文起首所言，基督教已经开始从信仰转变为一种身份，而最明显体现这种转变的，就是把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社会。随着基督教为了追求文化认同而不断牺牲自身的宗教属性，其神学家们开始变得更像政治学家，焦虑地找出问题所在。在这种转变下，普世或跨宗教对话在未来会是怎样？我们还需要区分真正的跨宗教对话和多元文化主义吗？基督教民族主义在西方及其他地方兴起，正是身份成为了现实的主要参照点之结果。

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话来说，在杂揉性宗教中，没有什么是真正「成了」的。杂揉性宗教无需护教者，行窃的人总知道自己在抢劫什么（马可福音5:27）。愿我们有勇气去调适，甚至以拼死的决心，去创造全新形式的互动以及去殖民化的生活方式。

编按：本文得以翻译成中文，有赖多方协助。本文初稿由Anthropic开发的Claude 4 Sonnet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著名翻译黄家灿先生（11' MATS）为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进行了修改；同时，亦感谢编辑吴秀丽姊妹的耐心审校与润色。在此一并致谢。